乡村医生六次来沪捐肾无果 部分人大代表建议尽快立法

　　明天是“世界第二个肾脏日”。据了解，目前我国尿毒症患者还在以每年新增约12万人的速度上升，但仅有几千人可以得到肾脏供体。

　　李郁仁是四川省合县凤鸣镇九层卫生院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六赴上海，八次递书中华医学会希望捐肾，却至今未果。

据了解，导致非亲属器官捐献无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尚无相关法律。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已提出立法建议，李郁仁捐肾的美好意愿有望实现。

　　本报记者 张彩平

　　1·多次写信向红十字会表达心愿

　　“作为一名医生，病人和亲属在我心里是一样的，把肾脏捐献给亲属和捐献给病人，都是治病救人。”李郁仁是四川合县凤鸣镇九层卫生院的乡村医生，他告诉记者，“2004年‘感动中国’节目播出的‘田世国捐肾救母’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他，12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只有5000多人有幸换肾，多少人在等待中离世。亲属有限，更多的健康人应该站出来。”于是在2005年初，李郁仁开始向全国各省、市的红十字会及卫生行政机构写信，表达自己的捐肾心愿。

　　2005年5月，上海红十字会给李郁仁做出了回复：“你可与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联系，他愿意帮助你完成捐献心愿。”由于上海的器官移植医学水平在全国领先，为了能在上海完成自己捐献肾脏的心愿，他首次到沪联系朱教授，但因朱教授出国而无功而返。

　　同年11月，李郁仁又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于找到了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朱同玉教授，希望中山医院能够接受他捐献肾脏的请求。“当时，李郁仁的到来让我很意外也很兴奋，因为非亲属捐肾全国尚无先例，如果此举成功，将对我国的器官移植医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朱同玉教授说。

　　2·公证声明捐肾纯属自愿费用自理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李郁仁往返上海六次。“从我的家乡四川省合县凤鸣镇到重庆乘公共汽车通常要4个小时，从重庆到上海的硬坐车票是120-130元，大约40个小时。”李郁仁告诉记者，“到上海最主要是住宿很贵，每次大概要花费1800元左右。”记者了解到，为了尽量省钱，李郁仁每次都要颠簸三天才能到上海，在重庆等火车也从不住旅店，总是在车站“对付”。

　　李郁仁每次来上海都带着“证明资料”，他在四川省泸州市公证处专门做了一系列公证，声明捐肾行为纯属自愿，不需要知道受赠者是谁。为了和商业行为划清界限，他在公证书中承诺“捐献活动中的一切费用（包括移植器官产生的手术费用）均将自理，决不向任何单位、组织、个人获取任何报酬和费用。”“我要捐肾不是一时冲动。作为医生，我知道肾脏的工作原理，也晓得捐肾有万分之几的风险，但我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愿做非亲属捐肾带头人。”李郁仁在给朱同玉教授的信中如是说。

　　3·6年无偿献血25次超1万毫升

　　从2001年至今，李郁仁已无偿献血25次，总量超过1万毫升，被称为“献血大王”。他对记者说：“当年我开始献血的时候是一个人，我今年56岁，但身体很好，人们看到我献了这么多血还生龙活虎，受到鼓舞，便也参加进来，现在凤鸣镇的献血者也已有四五百人，有的已经献了8000毫升；我还想捐肾，最主要是希望带个头，让大家了解到捐献肾脏后，自己仍可以健康生活，还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

　　“李郁仁很让我感动，事实上，现在即便是亲属之间肯把自己的肾脏捐出来的也很少。”朱同玉教授对记者说，“目前活体器官移植只能在亲属间开展，但目前亲属捐献的比例仅3%，这远远低于美国和我国的港台地区。”他告诉记者，以中山医院为例，等待着换肾的患者有几百位，但实际上每个星期能做的手术不过几台，许多患者都在等待中煎熬，很多在等待中无奈地走向死亡。

　　4·医院不敢接受只因无法可依

　　李郁仁往返上海六次，花费高达近两万元，这对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无偿献血和将来的器官捐献，他卖掉了自家在镇里的住房，老伴住到了县城儿子家，自己搬进镇卫生院。李郁仁肾脏捐献的心愿迟迟不能达成，朱同玉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计可施。

　　目前，我国尿毒症患者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递增，肾移植手术的“等待名单”在不断拉长。然而，非亲属活体捐肾志愿者终于出现了，但医院却不敢做手术。“目前，对于推行非亲属捐肾的最大障碍是法律缺位，李郁仁来了六次，可是谁也不敢说这个手术到底能不能做。”朱同玉教授说。

　　据了解，根据我国现行有关规定，目前活体器官移植只允许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血缘关系，常为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一般不能超过三代人，第二种情况是夫妻之间，共同生活一年以上。至于无相关性的供方，除非病人已经垂危而医院找不到肾源，或出现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才可能加以考虑。

　　人大代表呼吁

　　尽快为器官移植捐献立法

　　器官移植捐献问题也受到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昨天记者连线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他指出：“应该尽快为器官移植捐献立法，非亲属间的器官移植捐献也应该被纳入其中，予以规范。”

　　“像李郁仁这样的医生平凡而可敬，器官移植观念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李邦良代表说。他表示，中国可作为供体的器官数量非常大，但全社会缺乏捐献器官的观念，或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民捐献器官的方式和途径，致使一些有捐献意愿的公民不了解应该如何实现这一愿望，不能及时捐出器官。

　　据了解，在中国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呼吸、心跳停止作为被广泛接受的死亡标准，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脑死亡在中国的建立和推行。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两会期间部分代表还呼吁，应该尽快实施脑死亡的标准，这还将会极大地推动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可以使成千上万的脏器衰竭患者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

　　专家建议

　　成立第三方机构保障捐献者健康

　　据悉，我国现在还没有脑死亡法，尸体器官来源减少，推广活体捐赠是发展方向。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应首先倡导家庭内自救，提倡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夫妻之间的亲属捐献。

　　中山医院朱同玉教授告诉记者，非亲属活体捐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涉嫌器官买卖，而网上出现的所谓器官“供应”都是骗局。李郁仁在公证中声明他不需要知道受赠方是谁，可以排除其买卖器官嫌疑，但是，有些情况很复杂，医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调查鉴别每个非亲属捐献者的真实动机，还需要有关法律法规详细规定。

　　朱同玉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法规、政策保障活体捐肾者的合法权益，不论亲属还是非亲属，捐献者的手术费都应算在受赠方的医疗费中，由受赠方医保支付；对于捐献者术后健康保障，建议国家成立一个第三方机构，受益人出资给该机构，由该机构给捐献者购买保险，以保障捐献者的健康。在国外，瑞典对器官移植供体的关怀做得最好，实行终身健康保障制度，捐献者每年被定期要求到指定医院进行随防，健康比正常人维护得还好。

　　而在美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比例是：脑死亡供体占50％，亲属捐献为35％，非亲属捐献为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