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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金共和
文/本刊编辑部 插图/陈珊
49年前，新生的共和国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中，建起一座体量超过紫禁城的建筑—人民大会堂，初衷是：给当家作主的人民一个“客厅”。
“人民的客厅”大部分是淡黄色的，也有些部分是白色。
那是石头的颜色，没有别的含义。
在它诞生8年后，广场被红色淹没，这场长达十年，没有边际、冲毁一切的红色运动，也让人们对这座建筑留下了红色的印象。
红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寓意喜庆吉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色。然而，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红色运动，让整整一两代对红色心悸。
1978年，让人心悸的红色，开始从广场上退去，丰富的色彩成为广场上跃动的旋律。其中一种颜色分外显眼——金色。它曾是皇权象征、曾是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代表色之一。它以其本来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其后的20年，金色也由波澜而成浪潮，中国社会从此不乏对这个颜色的膜拜。
这座静静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右侧的建筑见证了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见证了那场红色浪潮及后来的金色浪潮，它自己也以某种方式参与。
今天，当中国经济跻身世界前四位后，我们不禁发现，以色彩体现的历史进程正悄然发生变化—
红色，已褪去其负面的色彩，恢复其神圣的光华；
金色，恢复了其朴素的本色，并让人在爱恨交加中体味着它的多重性格。
红色与金色，因在当代中国的不同领域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为一对携手的颜色。
“红金共和”，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中国未来的推动力；并且两种颜色的携手也诠释了一个最大的关键词—和谐。
借脸 租借权威光环
文/小白
普华永道，人民大会堂。多年前，这绝对是两个毫不沾边的概念。
年末的一场冬雪把二者拉到了一起，歌手林忆莲，也从香港赶来献唱—普华永道，这个全球最大的会计律师事务所、在142个国家拥有超过12.5万精英员工的跨国企业，把12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变成了一个千人合唱的KTV。
一年前，这家企业的年会同样选在人民大会堂，它的员工在台湾歌手周华健的歌声中，抽出了别克轿车大奖。
刚刚迈进2007年，这里又成为当红程派传人张火丁的个人演唱会现场；此前，一家网站在大会堂举办了一系列展会；某汽车品牌再次发布其顶级新产品，新款轿车齐刷刷停在大会堂外—这里从前只允许国家领导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靠。
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神圣庄严的政治符号，已经在商业之旅上渐行渐远。
在以往，这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是中国的政治心脏，是开国领袖毛泽东鼓舞广大党员士气的地方；它高高的台阶几乎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跌了个踉跄；胡锦涛和连战，在此握手相谈甚欢，重续国共合作；往常，这里也只用来召开各种大型的政治会议。
这处宏大的苏式建筑曾经回荡“姓资姓社”的争辩声浪，但如今，它又因其所扮演的一个新角色而名声大噪：全北京最热门的举办企业盛会和音乐会的地方。
简直太成功了
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集团是个小公司，但在成立15周年之际，他们却做了件颇为得意的事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5周年庆典。
“测绘仪器行业，国内品牌认同度很低。我们希望通过人民大会堂这一中国百姓心目中最高权力的象征，提升品牌认同度。”公关经理黄吉海说。
南方测绘集团于是费尽周折，以6万元/半天的价格，租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小礼堂。随之而来的效果，令他们惊喜万分。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蜂拥而至。一些远在云南、新疆的客户，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北京参加这半日的庆典。“他们中很多人这辈子都没进过人民大会堂。”黄吉海说。
当黄吉海随着人流，手握大会堂请柬，经过安检，踏上红地毯时，心情激动。“这就是人民大会堂，最高权力的象征，领导人会晤外国元首的地方。能在这样神秘而神圣的地方举行庆典，我感到很自豪，也充分体现了这次会议的档次。”
踏入金色小礼堂后，接着闪光灯咔嚓乱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拍照留念。由于到会人员太多，南方测绘不得不临时把员工请出去，为嘉宾腾地儿。
南方测绘还邀请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出席庆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不参加商业活动。黄吉海认为这也大半归功于人民大会堂。“大会堂让这次活动显得分外庄重而有意味。”
回忆起人民大会堂的活动，黄吉海语气欢快，得意非凡，用他的话来说“简直太成功了”。活动总花费不过20万元，但公司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品牌认知度。“大家都觉得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司庆典，肯定有来头，很可靠，产生了特别轰动的效果。”目前，这一拥有1800名员工的公司，销售额达7.6亿元，占据国内市场的90%。
这些在中国很重要
再过一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5000多名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将会来到这个庄严的大厦，纵论国政、共商国是。闲暇时，人民大会堂又张开双臂，欢迎各路商界精英的到来。
而对于京城各路演出公司而言，人民大会堂更是2006年度大型商业演出的不二之选。“由于奥运场馆维修，北京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可以像人民大会堂一次容纳数万人。”北广传媒影视公司演出部经理杜明翰说。
商业演出青睐人民大会堂，从近期的节目表就可看出端倪：2006年12月28日到2007年1月26日，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共有10场商业演出，既有“2007新年芭蕾盛宴 《天鹅湖》 ”，也有“再唱西北风—阿宝2007新年演唱会”这样的通俗节目，票价最低者50元，最贵则达到1800元。
大导演张艺谋也和人民大会堂结下不解之缘：2002年12月14日， 《英雄》 在人民大会堂首映，曾被解读出“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2006年年末， 《满城尽带黄金甲》 又一次现身于此，马上落下“炒作”的恶名。
出没于人民大会堂的另一股商业“生力军”，则来自跨国公司和外企，他们的心态无疑更值得玩味。
“人民大会堂对中国人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万博宣伟公关顾问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刘希平认为，“企业希望通过人民大会堂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有良好的政府关系与社会背景，非常可靠。这些在中国很重要。”
2001年，刘希平所在的公司为英国的路透新闻社承办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150周年庆典。刘希平津津乐道于人民大会堂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的宴会厅，数百张圆台子次第铺开，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穿梭其中。“他们都面目清秀，身高相仿，看上去赏心悦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重要的一个心理背景是：“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或外资背景的酒店参加活动，” 刘希平说，“因而有高层官员出席的活动，常常选择人民大会堂。”
自从麦当劳 “M”标志的气球高高升起，法拉利将鲜红的跑车在台阶前一字摆开，这样颇富内涵的新闻照片，就总在海外媒体上频频曝光—这种“扎堆”景象甚至引起了 《华尔街日报》 的好奇：“资本主义直到最近在中国还属于贬义词。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度，大会堂这个由广大志愿者修建的、代表党中央权威的标志性建筑，竟然人人可以登堂入室，这看起来不免有点惊奇。"
“销售”人民大会堂
不少人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企业愿意出钱，就可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个商业活动。
事情看来没这么简单。“按规定，如果没有正部级的介绍信，不能在这里举办活动；各种产品的新闻发布会，也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备案。”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业务接待室一位工作人员回复本刊。
介绍信的规定现在已有所放宽，但最起码也得司局级的。然后，还需要提供一份尽量详细的活动计划书，以便于确认会议时间是否冲突，会议内容是否“健康向上”。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我们：“如果涉及到外籍演员或者外籍演出团体，需要有相关国家机关的批准文件。”
“正部级的介绍信”对不少的商家来说是件伤透脑筋的事情，南方测绘的黄吉海为了这封介绍信，在北京奔波了整整一周，磨破了嘴皮，发动了所有可以想到的社会关系，转了五六个弯，终于在行业主管部门那里拿到。“这事能办成，关系太重要了。”黄吉海感慨。
即使是外资巨头也概莫能外。例如路透社的庆典活动，最后是新华社出具的介绍信。在刘希平看来，人民大会堂更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服务机构。大会堂管理局执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超过这一时段的要求往往很难满足。“他们总是很有距离，并不热情，似乎对能否出租场馆并不在意。”刘希平说。
“不过，如果跟人民大会堂打过交道，互相建立信任后，就好办多了。”公关商人李志起表示。他拥有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服务公司，承办过多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商业活动。
人民大会堂能用来出租的场地也颇有讲究，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像大礼堂、小礼堂、宴会厅、部分省厅是可以向外租用的。有些厅因为位置关系不能对外开放，如天津厅、福建厅、新疆厅、东大厅等。
在场地出租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面积最大，装潢精美，出自著名设计师王伟亚教授之手，主会议厅有700多平方米，墙面和地板以西班牙浅米黄大理石镶贴，顶部悬挂着奥地利水晶石组装的大吊灯和环形灯。墙面正中是巨幅绒绣壁画 《维多利亚港夜景》 ，南面墙壁上并列着3座汉白玉雕镂的壁龛。
但人民大会堂却犯难了，因为这个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要在那里举行活动，需要得到他的批准。
东风汽车公司于是特地向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申请。这位领导曾经在东风汽车工作，于是欣然批准。
承办这次活动的李志起，说起此事十分高兴：“客户非常满意啊，企业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这个厅一般人进不来。”
变脸 从国家“客厅”到人 民“客厅”
“把人民大会堂还给人民，用权力能做到吗？不能，但从长远看，商业能做到。”
文/朴马 瑞先
建一座人民自己的“豪华客厅”
1949年3月，一身布衣的毛泽东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他凝视着红墙绿瓦的金銮殿，对周恩来说，我们也建一座人民自己的“豪华客厅”。
这个诺言，毛泽东10年后才兑现：1958年，他指示建设十大工程，向建国10周年献礼，大会堂居首。
献礼工程创造了10个月竣工的建筑史奇迹。1959年9月9日，大会堂竣工的前一天，毛泽东凌晨两点半到工地视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提出，“这座建筑到现在还没有命名，过去周总理曾讲过，需要请毛主席命名。”
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万里说：“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者‘人大会堂’”。毛泽东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嘛。”
“但当初一建成，就引来了争议。”北京市建筑界一位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人民大会堂居于广场右侧，在中国的传统中，右为上宾之位。”
居于左侧主位的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原为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乃皇权之象征。
另一种议论则截然相反，认为人民大会堂正中间的高度超过天安门城楼约7米，体量也远远大于天安门，其建筑总面积更超过故宫全部建筑面积之总和，显得“重心旁落”。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因周恩来总理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予以肯定，此次争议不了了之。
“人民大会堂还是人民的吗？”
1960年3月，人民大会堂首迎人民代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召开，此后，因文革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时断时续、时开时不开。
自建成之日起，人民大会堂每周均会安排一到两天的开放日，让老百姓可以走进这个神秘的殿堂，一饱眼福，而到文革期间，红旗漫天的时候，人民大会堂作为神圣不可近观之物，被封锁起来，只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一道铁护栏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沿上。
“人民大会堂还是人民的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一做法遭到一些老同志的炮轰。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举行，复出的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正是在此时开始破冰之旅—参观将收取门票，票价两角。在万人礼堂“江山如此多娇”图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而后商业活动开始削尖脑袋挤进去：先是国家一些部委开始在这里办活动，然后是大型国企，此后是外资巨头，最后才是国内的民营中小企业。
当时大会堂的年财政支出几百万元，大会堂管理局曾向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递交过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
2003年收入是1979年的100倍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活动，此后渐入高潮。
不过议论也因此风起：2006年9月22日，韩国安七炫与中国台湾吴建豪这对“跨国组合”的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进行到50分钟时，就被临时喊停。
叫停的原因不是由于商业因素，因为此前早就有各种艺人登上过这个舞台；也不是因为排斥“外国人”，虽然这确实是外国歌手在此举办演唱会的第一次。
叫停的原因是在演唱的过程中，有激动的歌迷甚至跳上了人民大会堂的桌子。
“这有点过分了，组织工作没做好。” 北广传媒影视公司演出部经理杜明翰说，“人民大会堂是国家议事的场所，代表着国家的尊严。”
更多的争议和“震惊”发生在事后，这场本年度歌迷问讯度最高、话题性最强、现场效果最为豪华盛大的演唱会，演化成了“人民大会堂变成了迪厅”的话题。很多人不能释怀的是，那些见证过无数人大代表议事的桌子，就这样被疯狂的歌迷踩在了脚下。
“但把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场所闲置起来，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北京的一位观察人士更看重其象征意味，“把人民大会堂还给人民，用行政命令能做到吗？不能，但从长远看，商业能做到。”
从本刊记者的了解来看，人民大会堂的主管单位，现已变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于承接社会性的活动，人民大会堂一直坚持3条原则：
第一，不能影响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进行，如果有冲突，外部单位的活动就要取消、改道或者改厅室。
第二，不能影响大会堂的安全，每一个进入大会堂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的安检。
第三，不能影响大会堂的政治声誉，所有活动必须健康积极向上。
“人民大会堂的职能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服务，为各省市、各部委、机关团体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管理局的一位人士说，“这个职能并没有改变，只是范围扩大了。”
“过去大会堂完全依靠国家拨款，是一个吃财政的单位。自从开放以后，人民大会堂逐步有了一定的收入，以收抵支，减轻了国家负担。到80年代末的时候，在行政经费上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自收自支了。”一位内部人士这样透露。
“大会堂开放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肯定有人想钻空子，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大会堂一年通过商业活动实现的营业收入多少？没有人透露准确数字。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到2004年10月底，25年间共接待海内外参观者5，04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要承办各种会议及活动3000多次，2003年的人民大会堂的经济总收入是1979年的100倍。
“推广”人民大会堂的人
文/小白 图/王晓东
33岁的商人李志起拥有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营销公司。他做了个大致估算，2006年承接的商业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约占三分之一。
李的客户主要分布在民族汽车品牌与快速消费品行业。“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热衷于进入人民大会堂。而以前，那里几乎是外资行业巨头的天下。”李志起说。
他至今记得与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是1994年，大学刚毕业的李志起被分配至 《人民日报》 国内新闻部工作。是年年底，人民日报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年度总结会。当时，除了两会和一些部委活动，极少有人可以进入这里。
新员工李志起于是特地起了个大早，穿戴整齐，揣着记者证、工作证和集体介绍信，通过安检，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踏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那一刻，觉得自己也成了人民中比较重要的一员。非常自豪。”李志起说，“感觉平台的确是不一样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场年会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却对人民大会堂的灯饰记忆犹新：“那是放射状的，群星拱月般的大吊灯，庄严又让人目眩。”
两年后，李从 《人民日报》 辞职，到广东闯天下。其后又下海，进入一家外资企业负责公关事宜。1999年，李志起回到北京，创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从三五杆枪做起，目前已拥有员工50人，营业额达1500万元。
2000年，李志起承接了一家外资公司某电信产品首度进入中国的公关宣传活动。他决定为此举行一个行业研讨会。在嘉宾名单中，有部长(政协副主席)级以上的重要官员。“我必须选择一个与他身份相匹配的场所。同时，安全保卫也是个重要问题。”
这一年，开始有行业巨头进入人民大会堂，比如IBM的客户活动，联想的誓师大会等。李志起也动了这个念头。
他通过114查到了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电话，开始初步接触，但很快被拒绝。“工作人员说，没听说过你们，不了解，我们不接待。”李很着急，找行业内的老师多方打听，该怎么跟人民大会堂打交道。
他在 《人民日报》 的积累这时发挥了作用—找行业主管部门开介绍信，写了详细的活动说明，提供了公司注册资料证明—在熟人的介绍下，终于跟人民大会堂搭上了线。李志起以4万元半天的价格，租到了人民大会堂一个100多人规模的会议厅。
活动很成功。“客户很满意，因为首度进入中国，就能在这样高度权威的地方举行活动。领导也很满意，觉得商业公司能在这样的地方搞活动，肯定实力不小，自己出场也不掉价。”李志起说。
首战告捷后，李志起跟人民大会堂的联系就方便多了。“关键是建立了信任，他们觉得你们是自己人了。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李志起说，“建立信任后，即使没有介绍信也可以通融了。”其后，越来越多的客户，尤其是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对人民大会堂产生了兴趣。李志起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北京，像李志起这样的小型公关公司有上千家，记者就看到一家名为“知识英雄”的公关公司，甚至在互联网上打起了这样的广告：“专业承办人民大会堂各类会议、展览、庆典仪式、市场活动、酒会、大型宴会……”
这些小型的公关公司多以本土企业为服务对象，如果能够与人民大会堂建立较好的关系，这类的业务才能做得长久。
而以博雅公关、奥美公关等为代表的国际公关公司则多服务于外资巨头，诸如摩托罗拉、通用汽车、微软这些跨国企业。
“关系、人脉，还有一站式服务”，是能承揽这一生意的关键，正如南方测绘的黄吉海感慨的：“这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庆典)要办成，关系太重要了。”
李志起觉得人民大会堂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难以替代。“中国人对权威政治有着特殊的敬畏之情，而人民大会堂是最高权威的象征。”李志起说。他还发现，50-6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青睐人民大会堂。而很多70年代之后出生的老板，可能就会选择一个风景秀丽的场所开会。
在媒体邀请方面，人民大会堂也有其优势。“比如说，在其它地方，要是让记者等半个小时，那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人民大会堂，要停车，过安检，耽误时间，大家就觉得很正常，似乎人民大会堂就该那样，折腾一番后，还觉得活动规格更高了。”李志起说。
回顾起这些年的经历，李志起觉得自己对人民大会堂的心态，经历了一个从“仰视”，到“平视”，到现在觉得“它跟一般场所没有区别”的过程。“我觉得人民大会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高高在上到逐渐亲民，是个好事。而且，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它需要做些经营养活自己，也是非常正常并且可以理解的。”
人民大会堂“推广”的物
文/周筱斌 插图/杜永祥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交由江泽民接任，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曾这样宣布：“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2002年11月8日，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10年前，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亮相时，江泽民这样向中外记者介绍：“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
在中国，最重要的人事变动、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不能想象没有人民大会堂的现场见证。
它对于政治的权威，就像维也纳金色大厅对音乐、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企业一样，能经其“确认”和“指定”，即身价百倍。
政治时刻的人民大会堂，扮演的是历史的旁观者，现在，它也把这种权威运用于经济了，并且成为了决策的主体—挑选某些商品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
这种“指定”，价值少则人民币200万元/年，最高可达2000万元/年。
真正的指定产品只有十几种
用Google检索“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可以得到18.7万条结果，内容无所不包。从吃的猪肉、鸡肉、火腿、月饼、核桃酥、汤圆，到喝的饮料、啤酒、白酒、保健酒，再到用的毛巾、餐巾、台布、沙发、电灯开关、建筑材料，甚至还有宣称能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保健品、宣称能强身健体的香烟等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种叫“三维天然码”的汉字输入法，也自称“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
这些，真的都是“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吗？
隶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是人民大会堂的日常管理机构，负责“指定产品”的广告部郝总说：“真正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只有十几种。这些自称的全是假的！我们正在联合律师打假。”
2006年10月，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就打了这样一场官司。河北昌黎县海峪长城葡萄酒公司获得一个叫“全国政府采购论坛组委会”的机构授权，在葡萄酒包装上使用“全国政府采购论坛人民大会堂会议指定专用酒”。但“人民大会堂”五个字的字号比其他文字大出许多，且使用了朱德的题名字体。管理局要求对方赔偿100万，北京朝阳区法院最终判决赔偿8万。
据记者调查，这种“傍名牌”的方式，是假冒“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的主要方式。
一个叫“中国食品发展网”的网站，在其主页发布广告，宣称只要最低只要交纳3万元现金和价值2万元的产品，就能获得“人民大会堂宴会指定专用产品”铜牌与荣誉证书。当然，严格地说，应该叫“中国食品发展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宴会的指定产品”。
还有自称“媒介公关策划人”，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经贸导刊》 调研部的名义，在网上发帖，称可代为企业申报“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称号。记者致电 《中国经贸导刊》 求证，得到的答复是： 《中国经贸导刊》 并没有调研部，署名周汉祥的发帖者，此前和他们有过业务合作，但现在已没有联系。两天后记者再次登录该网站，发现该帖已被删除。
如何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
尽管目前真假“李逵”难辨，但人民大会堂并未在媒体上公布过自己的“指定产品”，也不对外透露名单。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广告部郝总称，现在仅有10种产品，是真正的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都是和宴会有关的用品，如白酒、啤酒、茶叶、味精等等，通常一个类别只指定一种产品，特殊情况有两种。
要成为“指定产品”，必须是省级以上优质产品或驰名商标，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提交企业三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优质产品证书，经过3到6个月审核期，才能确定是否成为“指定产品”。
一旦审核通过，每年交纳200万元的年费及免费提供若干产品后，就可以在产品广告中使用“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这一名称。如果要使用人民大会堂特制的防伪商标，必须向管理局购买。郝总说，不同企业产量不同，购买商标的费用300万至2000万不等。郝总举例说，贵州茅台酒业公司每年向管理局交纳近2000万商标使用费。
不过记者向茅台酒业公司核实此事时，该公司的陈先生对此坚决否认：“如果每年付2000万元给他们，我们还赚什么？你说2000万值多少瓶酒？”陈先生说他们只是以优惠价格向人民大会堂提供茅台酒，而且瓶身会标明“特供人民大会堂”字样，不能在市场上流通。
记者在广州一家茅台酒专卖店，发现店内所有茅台酒，包括最昂贵的标价6888元的50年陈，从瓶身到外包装均无“人民大会堂”字样。
但在广州一家超市，记者发现标价2.90元的江苏镇江产的金山牌恒顺陈醋，瓶身标明“人民大会堂宴会用品”。其中“人民大会堂”五字是朱德的题名字体。
恒顺陈醋是与山西老陈醋齐名的产品，江苏省重点保护产品。记者连续三天致电恒顺集团，想了解有关“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事宜，按对方要求传真过去介绍信之后，均被告知负责企划的张主任出差去了，不知何时回来。接电话的小姐说自己刚来工作不久，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无所知。
人民大会堂的7个历史瞬间
1.195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之际,人民大会堂建成并交付使用。1960年3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开幕，此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都在此召开。
2.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主要厂矿企业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七千人大会”持续到2月7日方告结束。大会上，刘少奇、毛泽东、林彪多次发言讲话。为了营造批评的氛围，大会的报告稿子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下发与会人员。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有人形象地把这形容为“脱裤子”。
3.1972年2月2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晚宴，欢迎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白天，尼克松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与毛泽东畅谈了哲学问题。晚宴上，周恩来指着熊猫牌香烟的烟盒对尼克松夫人说，我们送给你们这个。经过解释，才知道中国要送的不是烟，而是两只熊猫。
4.1975年1月13日，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举行，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周恩来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
5.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恢复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而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也进入常委之席，担任中央副主席。确立了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此次会议，也确立了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基本路线。
6.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11月6日至9日的五中全会又决定他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形成。
7.2003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召开。接下来15日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锦涛为新的中共总书记。在次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3个主人
文/史哲
沙皇、苏维埃、总统，最近600多年里，俄罗斯经历了三个统治者。如果要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最容易形成共识的答案或许就是克里姆林宫。不管是谁掌管这个国家，几乎所有重要的政令都从这里发出。
如今，这里的一切让人最容易想起的依然是沙皇；而属于总统的，只有他的办公室；惟一还能提醒人们，国家曾属于“人民”的，也许就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了。
它是克里姆林宫最“年轻”的建筑，1961年它被建成后，几代俄罗斯人几百年来对克里林姆林宫的建设才算最终完成。
有人说，它是克里姆林宫里最不协调的建筑，玻璃与大理石的组合与克里姆林宫凝重的“红”色基调格格不入，不过，必须承认，如何让这个代表着全体苏联人民意志的地方既显得恢宏，而又不至于破坏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布局已经让前苏联的设计师颇费了一番苦心。
于是，它的主体都被建在了地下，这样它可以不用被建得太高。如果只看外观，很少人能想到这里面居然有能容纳6000人的会场、能容纳2500人聚餐的宴会厅、800套客房……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并不局促，即使是厕所也宽敞得仿佛可以开舞会。
不过，在它存世的40多年里，作为人民权力的最高象征，除了对艺术网开一面，大多数时候，它是壁垒森严的。一般人轻易不能靠近，即便现在花几百卢布的门票，也只能绕行一圈。
能够把它与人民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十分有限。“最高苏维埃”—前苏联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1200多名代表每年开会2次，从苏联各地聚集到这里，讨论通过国家的大政方针，会期每次2-3天。还有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事实上，苏共在这里开会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最高苏维埃。
由于会议次数少、会期短，每年需要审议的提案和通过的文件很多，最高苏维埃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仅以1970年苏联第八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为例，7月15日一天之内，会议即选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组成了苏联政府—包括100名部长的部长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了个加盟共和国的 《劳动力法原则》 草案，还发布了两项对外政策声明。这种情况直到1988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为了使苏维埃而非党代会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把最高苏维埃改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不过，人代会只存在了三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
由于几乎没有时间讨论，最高苏维埃也不需要真正去决定什么，所以真正能体现其人民性的就只有在这里观看演出了。也因此，大会堂又有了“第二国家剧院”的别称，而且对俄罗斯人而言，这个名字更加亲切。的确，它的主席台更适合表演，它的乐池能容纳交响乐团规模的伴奏，它以主席台为中心半圆形向外辐射的座位布局，更适合欣赏。也只有在有演出的时候，它与人民才显出了水乳交融。
这样的“议事厅”的设计，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议会”模式。英国下院议事厅是长方形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隔着议长的长桌相向而坐。议员席被设计成从前往后高度依次递增，这样任何一个接受议会质询的官员，就必须处于议员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而美国众院议事厅设计理念与英国相似，除了议长高高在上控制全局，小小的主席台永远置于议事厅最低的位置。今天看来，也许它惟一不适合的就是“讨论”，没有人能想象近2000人的“讨论”该如何进行。即便英美议会四五百人的会议有时候都会显得过于嘈杂了。
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主席台高高在上，它在苏联宪法里高高在上，于是它在苏联民众心目中也是高高在上，无法轻易接近的，无论是召开党的会议，还是最高苏维埃，这里时常是肃穆的、庄严的，不像英国或者美国议会，当议员们在厅堂里讨论国家大事时，从头顶的旁听席上常常能传来游客的喧嚣以及孩子的哭声。
今天，商业气息已经完全渗入了这个曾经神圣的殿堂，观赏芭蕾舞演出之余，可以在休息大厅的商店里喝咖啡、吃饭、买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当美国国会依然向免费而来的参观者标榜着 “能够将国会保持成为对参观者罕加限制的大楼”、国会以此为荣的时候，还有多少苏联人记得：十五年前，他们的代表是如何在这里进行着国家的命运抉择的？
会堂背后的共和国史
文/韩雨亭 图/邵逸农、慕辰
慕辰在她的工作室里，小心翼翼地打开他们拍摄的“礼堂”图片相册，里面那些荒萋、残破、宁静以及繁华、喧闹的礼堂，立刻唤醒了观者的历史记忆，激活了每个人的视觉神经。
礼堂，这个过去集体化的泛政治空间，在照片中呈出别样的生存形态。它们有的仿佛是一位残烛老人，风华尽失，面临被夷为平地的命运。有的，则似涂上口红和胭脂的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地成为当下商业时代的时尚之地，也有的礼堂更换门庭，变成宗教讲堂……
在曾经那个年代，大礼堂曾扮演威武、神圣或者暴力、血腥的角色，如今已归诸历史。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它。张颐武说：“它仍然是一个装满历史记忆、储存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博物空间。”
历史的记忆与细节，像一股神秘的力量，驱动着邵逸龙和慕辰夫妇。为拍摄 《大礼堂》 ，自2002年开始的4年多来，除了自治区，他们自费从延安到江西、福建、湖南、浙江等地，足迹基本遍布全国，一共拍摄了300多座大礼堂的图片。平实、朴素、安静地把大礼堂的所有细节刻在了自己的镜头里。为那个时代保留了一份可资追怀的记录。
在他们的快门下，那些外观性特别强的礼堂，生动地记录下了发生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变迁。
比如，最早的礼堂，沿用的大多是过去古建筑的雕梁画栋以及祠堂风格，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花鸟虫草、具有古雅意境的传统中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这是时期的礼堂无论材料、构造还是设计都不太讲究，相对简陋。
1950年代，因为受到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致使大礼堂绝大多数变成了苏式的、雕花的。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第一次礼堂兴建高潮，1951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曾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这个政治工厂，指的就是大礼堂。当时，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上马了礼堂工程。“大跃进”期间，山东荣成县15个公社中有7个打算盖大礼堂，有3个已经打好了地基。
1970年代，“革命”大于一切，经济几近停滞，这时期的大礼堂显得简单和粗糙，它的功能也很简单，无非是开会，批斗，整人。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它代表了权力和荣耀，当然，到后来它也成为政治风暴中心。
邵逸龙经历了大礼堂这个血腥、残酷、激烈、兽性的一面，这个时期，礼堂贯穿了每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私人空间，成为巨大的“剧场”，每个人的荣辱观、快乐源、表演能力以及暴力冲动都在此得到最大的伸张。今天你是站在礼堂中央的汇报和演讲者，明天你也可能成为被批斗和唾骂的“反革命分子”。
到了1980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际道德与文化审美都已支离破碎，这才有了由瓷砖“粉饰”而成的大礼堂，它是当时中国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当然，1980年代的社会复苏为礼堂迎来“文革”后的第二个“青春期”，学习、报告、总结、联欢、放电影等，让它重新焕发出强健的生机，尤其是诗歌，更是让礼堂成为最热闹的人气场。
相比丈夫邵逸龙，慕辰记忆中的大礼堂则是另一张面孔，它相对温暖、柔顺，她只是在读书时，常在礼堂的讲台上汇报、演讲。在此次历时四年 《大礼堂》 系列拍摄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第一次拍摄的情景，当他们推开一间农村礼堂的大门时，一股浓烈的潮霉之气扑面而来，墙体上写作工整的毛主席语录，也早已字迹斑驳……
1990年代后，大礼堂换上新装，差不多都改装成了大玻璃、铝合金的风格。也正是这个时期，真正商业时代与消费文化的来临，它宣布过度集体时代的终结与个人时代的到来，让礼堂再一次显得空荡寂寥，礼堂走到了它的末路，它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完全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工厂、车间、学校以及牛棚、猪圈……
“你看，这个礼堂变成了废墟，这个变成了佛堂，那个现在已经改成了饭馆，但难得的是当年墙上的壁画还都保留着……”
西北局党校的礼堂中央，曾经供奉主席像的台子上，如今摆的却是释迦牟尼神像。
无论这些大礼堂曾经经历了什么，但它们最终却变成了一张张宁静、平面的图片，它们那么清冷、寂寥和与世无争，或者正是眼前这种宁静更“反衬了曾经的癫狂，道出人事永久的空虚”。
用影像固定的会场
摄影师手记
礼堂，如同标本，体现历史与现状，回忆反思、研究取证，都需要它。用影像将它们固定下来，前后4年，多少点，我们在底片上看到过许多骚动的细部
文、图/邵逸农、慕辰
2000年4月拍家谱的过程中，我们回到了祖居地附近的一个叫葛仙的小村子。清代雕花精巧的宅子，民国优雅的祠堂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极简而张扬的大礼堂，和谐地站立在一起。当年那种永不相容的观念之间的争斗，人的激奋与痛苦，这时都平息了，余留的仅仅是一种种建筑风格。就像百元人民币中四大领袖，以一种图案化的形式，遗忘和化解一切历史的过节。
门锁着，礼堂已多年不用，我们扒开门缝，看到里面空空荡荡的，霉味刺鼻。
从此以后，每逢那种荒弃破败的大礼堂总想近前去看看，而每次看过总有某种感觉挥之不去。它触动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我们的课本、小说、电影中是由一次次重要会议串连出来的，而毛泽东的名字决定了某次会议是否能够被载入党史。我们的拍摄从这样两条线索展开:一路从瑞金出发，沿着党内重要会议的路线一路走到延安。另一路是长汀、古田、兴国、宁都，直到遵义、延安、西柏坡，这些作为"革命遗址"的礼堂，在地图上有明确的标记，同风景名胜一样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所以这一类的礼堂都是仿真现场的风格，修缮如新，陈设如旧，并有讲解员做导游。
几年来，我们像当年红卫兵大串连一样，先去了一些革命圣地和老区，之后走向祖国的各个角落，寻找大礼堂的足迹。尽管在不同地方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礼堂、会堂、俱乐部或者文化宫，但那里收藏着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
大礼堂同别的建筑最大的区别是它有一个神圣的主席台，把一个空间分成了台上和台下。从台下走到台上，经历的也许是由群众变成先进的光荣，但也许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耻辱。
建国后的历史是没完没了的运动史，如果把一个礼堂每次开会所用的横幅记录下来，把那些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辩论会、报告会、表彰会、总结会串连起来，大概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提纲。
到1990年代由于社会从政治重心到经济重心的完全转型，一个个喧闹的礼堂变成了荒寂的空场。这些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建筑所剩无几。我们常常感叹"拍的速度赶不上拆的速度"。比如我们找到青海互助的五十中学礼堂时，工人正在拆去屋顶，趁中午吃饭时间我们把它拍下了，房子只剩木梁，整个裸露着，薄阴的天里连主席台上的红色横幅都有点惨淡。再晚来一天，我们恐怕什么都看不到了。
礼堂，作为革命后几十年的聚会现场，如同标本，体现历史与现状，回忆反思、研究取证，都需要它。用影像将它们固定下来，前后4年，多少点，我们在底片上看到过许多骚动的细部—单纯直接的记录是我们的原则，不论我们怎样疲劳或兴奋，我们的动作都是固定的：居中、对称、水平、准确曝光、更换片夹，并不断重复着。我们通过重复的动作把握一种绝对死寂的状态，只有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了，人们才能看到那些遗落在主席台地面的物品，才能感受到另一种东西的涌动，才能听到回荡在墙壁和柱子间热烈的掌声、激昂的批斗声、空洞的宣誓声、沉闷的报告声和欢庆的革命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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