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访谈实录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做客搜狐访谈

　　主持人：3月3号，民革中央提交《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成为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号提案。随后，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在2007年，要发展节能省地的环保型建筑，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规范房地产市场。 今天晚上我们针对政协1号提案请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作客搜狐，首先欢迎任老师。

　　任玉岭：差不多。

　　主持人：您认为房价高吗？

　　任玉岭：普遍认为高，特别是大城市高得离谱。住的问题和吃穿行是一样的，是人类重要的生活要素之一。房子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政协副主席巴金也是作家协会主席，他在去世前有一句话，“希望所有人都有房子住”，我想他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背景的，可能有些人住房有困难。对房子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涉及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问题，也涉及到社会的稳定问题。关于高房价的问题，不是高与不高的问题，而是高的离谱的问题。

　　主持人：高的原因是什么？

　　任玉岭：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政府来讲对房地产的管制应该说是比较乏力或者说是欠缺，这是造成房地产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去年我为房地产的问题专门跑到新加坡做调研，调研的时候发现新加坡对于居民住房的问题政府是高度重视，政府组成了组务局，提了一个局训，中国杜甫诗人的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挂在组务局的大厅里面，他们时刻想的是广大百姓怎么安居，这句话出自于中国，我们更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政府太放手了，完全把房地产的建设交给了房地产商，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管理不到位或者是责任不到位，在某种程度也是我们改革当中一个很不足的地方。

　　任玉岭：另外一个原因，房价高是高在土地管理上，本来土地的主人应该说是农民的土地，但是农民没有权力买卖土地，我们国家的限制非常严，只可以卖给国家，不可以卖给别人，也不可能中间再进行倒卖。可是拿到政府手里一出手，房地产商可以随便进行倒卖，我们没有哪个法律原来定过可以这么做，当然也没有哪个法律说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管理的一种缺失，对土地管理不严，造成一些城市土地的反复倒卖，结果使土地价格上升，也是房价高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商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利润更多一些，考虑百姓的利益要少得多。

　　任玉岭：这样造成房地产的利润是一种暴利行为，当然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人是不承认这个的，说房地产没有暴利，只是15%—30%的利润，这是我见到的数据。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分析这个问题，从证券报曾经报道过，最近十年我们房地产的利润是工业利润的1.7倍，是商业利润的8倍，这是见诸于报纸的。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上海房地产的利润是84%，2003年是76%—78%，这个利润是比较高的。

　　任玉岭：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没有反映实际情况，房地产的利润特别是在大城市，房地产的利润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今年春节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正好碰上一个房地产高层的总经理级的人物，我说你公司的利润有没有50%？他回答，何止100%，你可以想象利润究竟是多高，这是咱们得到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侧面反衬房价高的问题。中国五百强排行榜里面比较靠前的除了石油化工之外，很多都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房地产这个产业历史并不长，大概也就是20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出那么多亿万富翁？这个与房地产价格高是分不开的，所以它的暴利是客观存在的。

　　任玉岭：这是一个侧面的反证。我身边接触的一些人，哪些人什么时候下海，干了几年房地产，现在已经有多大的资本，谁谁谁哪一年下海现在有多少钱。我可以这么讲，有87年下海原来30万起价，现在净资产达到26亿以上的，也有87年下海借点儿钱起家，现在净资产达到40多亿。大家想想是不是里面有暴利，如果没有暴利，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任玉岭：有一次天津领导同志请我们吃饭，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从山东到北京四年，净赚了六个亿，不知道这六个亿花到哪儿去。刚好天津领导说，你来搞海河开发吧。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例子，房地产是不是有暴利大家就清楚了，我觉得我已经从正面反面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接触的实际证明房地产绝对是暴利的。我们国家为什么住房困难？我们收入和房价的比例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远远高于国外的实际情况。

　　任玉岭：北京网上曾经有这样的话，假如我是一个农民工，一个月收入八百元，我要想在这儿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一百年，前提是不吃不喝。假如我是一个公务员2500块钱一个月，不吃不喝不结婚，也要结婚30年还得在四环路外面买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实际现在住房困难已经不是特别低收入要接受救济的群体，实际上我了解到很多人包括我们中关村地区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人员，还有外来做生意的，外来打工的，都对房子的问题有点望房兴叹。

　　任玉岭：房价的一路飙升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包括经济方面，包括社会方面。房价飙升应该说对城市推动有正面的作用，因为扒房子的也好，建房子的也好都是增加GDP的，所以有人热衷于扒房子，有人热衷于建房子。特别是当市里面的领导希望建房子，扩大经济规模，特别是小城市这种冲动更比较明显。为什么呢？希望自己的城市规模大，城市长高了，长漂亮了，一般新房多了就漂亮了，楼多了够高了，这个城市就发展了，有这样一个冲动，所以希望搞一些房地产。

　　任玉岭：从正面来讲，房地产在一些城市的GDP当中占的比例也是不小的，推动了GDP的增长，可以使人创造政绩，可以使这个地方创造GDP，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也有负面作用，对城市的发展的负面作用在于，你的房价过高，城市化难以推进。本来我们国家里面城市化里面有一个概念，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市人口，这应该是一个目标，有人也说过，我们想达到现代化至少把农民人口压到20%，这个大家喊过多少次，当然我们不能跟发达国家比，要降到4%，我们不可能，但是就是20%来讲，这个比例数也相当之大。我们国家的城市人口并不是太多，我所知道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真正有城市户籍的人也就是两亿多一点。

　　任玉岭：现在这些人涌到城市里面，临时就业的大学生，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一些做生意的，都计算在城市人口里面，这个数字达到40%以上，我们谈城市化人口的时候达到40%多，可是实实在在讲，新增加的这批人既没有拿到户口，又没有得到住房，实际上真正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应该是城市人口实实在在的增加值，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城市化达到80%，假设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百分之五六十还是外地户口、农村人口，在这个城市没有住房，这个事情也难以说得过去。

　　任玉岭：所以很多人不能在这儿落户，不能在这儿定居，这会影响我们城市化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广大百姓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包括农民工在这儿打工的有些人讲，农民工不愿意到城市里来，其实这个话是不妥的。我接触过很多农民工，我也接触过在北京打工20年甚至25年的我都已经接触过，不仅当年是一个小姑娘，后来结婚了，结婚生了小孩，小孩现在都20岁了，这样的人我都接触过，儿子、父亲、母亲都已经住在一起了，但是只能租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断往后退，住的房子越来越远，离上班的地方越来越远，不仅在北京有，在广州、上海都有，一些大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样影响了广大群众正常的居住和生活，也影响了农民工实际上不能真正变成城市人口，不能真正城市化和农民变市民，这个是做不到的。

　　任玉岭：由于这样他们就节约一点钱到家乡盖房子，实际上有的房子盖到农村之后这个房子还没人住。我在中关村有一个邻居是温州的，他们家起了很大的房子，但是家里没有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既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实际上也影响了农村的建设，造成特别是农民工低收入阶层仅有的资产不能很好地享受，投到比较遥远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现在规划农村的时候也受到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