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众化不等于“泛娱乐化”

　　尹继佐

　　“文化娱乐化”已经切实影响着社会大众对文化的审美旨趣，特别影响着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定位“文化娱乐化”现象？以及如何引导我们的社会文化走向？这两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更在于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文化问题

　　需要肯定文化走出书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大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需求，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这就是“文化大众化”。

但是文化大众化不等于“泛娱乐化”。在看到我国的大众文化娱乐化程度不够的同时，更需要敏锐观察这种娱乐文化包含的肤浅化、庸俗化等等负面因素

　　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放纵“文化娱乐化”自由发展以致形成一种“泛娱乐化”倾向。对此需要站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的属性采取不同的态度：有需要提倡的；有既不提倡又不抵制的；还有要坚决抵制的。这其中，关键在于提倡和抵制这两端，难点在于前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是对于我们文化软实力的一项新考验

　　回顾2006年的大众文化，涉及的关键词不得不提及“选秀”、“恶搞”、“易中天”、“于丹”等。在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已经清晰折射出“文化娱乐化”倾向。自2005年“超级女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后，选秀热在2006年继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卫视、地方台各种选秀节目不下20个。“一夜成名不再是梦”，选秀成“造星运动”。

　　有人认为，2006年是“恶搞年”。从年初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到年末的《满城尽是加班族》，从《红楼梦》到《闪闪的红星》；从“中央一套”、“爱戴”牌安全套、“姚明”牌卫生巾到“国学辣妹”，进而在网络中产生“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的讨论。“恶搞”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从网上到网下，从娱乐影视到红色经典，如火如荼的恶搞现象大有营造一种新文化时尚，甚至派生“恶搞学”的趋势。恶搞从影视大片、名人而渐至“无所不搞”，不断挑战人们的心理底线、感情底线、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严肃的话题？

　　不管是“选秀”还是“恶搞”，在我们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文化娱乐化”已经切实影响着社会大众对文化的审美旨趣，特别影响着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定位“文化娱乐化”现象？以及如何引导我们的社会文化走向？这两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引导当前的文化潮流或时尚，更在于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文化问题。

　　首先，应该明白文化娱乐化倾向已经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是当代社会变化发展的必然后果，这是难以避免的，它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必然的结果。对比其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娱乐化的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是很充分的，文化产业还微不足道，娱乐化的程度也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做得更专业，更加吸引大众。

　　在看到我国的大众文化娱乐化程度不够的同时，更需要敏锐观察这种娱乐文化包含的负面因素，比如说它造成人精神肤浅化、庸俗化等等。娱乐化的趋向不是坏事，关键是怎样把娱乐化趋向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放纵它自由发展以致形成一种“泛娱乐化”倾向，这两个方面取得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矛盾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反应过激，另外有的时候太放任自流。对此，理性的态度是，要切实研究一下当今青年的认知与心态。比如对于“网络恶搞”现象，有关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青年接触过网络恶搞作品，在职青年（58.9%）接触的频率略高于在校学生（55.2%），且48.8%在校学生与51%的在职青年认为“网络恶搞只是娱乐，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恶搞经典作品事件，青年近半数认为不能接受。令人欣慰的是，47.2%的在校学生和42.4%的在职青年明确赞同“必须加强对网络恶搞的管理”的观点，这要比反对的声音响亮许多。可见，如果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恶搞的管理，将会得到众多青年网络使用者的支持。

　　其次，需要肯定文化走出书斋，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大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需求，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这就是“文化大众化”。但是文化大众化不等于“泛娱乐化”。现在是不少文化娱乐类节目没有文化，只有越来越厉害的“恶搞”。

　　社会文化自身是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操作上容不得半点简单化倾向。我们在倡导文化大众化的时候，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建筑在大量通俗化和普及性的文化金字塔顶端的，应是那些代表着国家和民族悠久历史传统、体现民族创造力和当代文化最高水准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的评判不可简单地用票房的多寡作标准；二是文化的多样化多层次绝不是低档次的代名词，不能以社会需求、不能以收视率高低为借口向市场推销那些格调不高的文化垃圾，更不能错误地以为大众只能欣赏那些档次很低的东西。当下的需求固然要照顾，眼前的利益自然也要谋取，但我们决不可被一时一地的蝇头小利所迷惑，把涉及到一个民族长治久安的文化发展大计弃之脑后。

　　再次，文化工作者应该自觉地充当民族优秀文化的守护者，正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不应该逃避，更不应该蔑视它，应该研究和探讨它的规律。客观地说，大众文化娱乐化的发展还是有它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文化，而且能够牵引更多的人关注社会文化。但是针对娱乐文化的负面因素，需要进行引导。作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文化工作者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必须坚守文化发展的最底线。因此，在以开放的心态，了解其他不同文化并与之对话时，不应该放弃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性，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与娱乐文化“共生”的发展规律。

　　第四，面对“泛娱乐化”的倾向，需要努力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倡情趣健康。

　　理想信念和生活情趣是密不可分的，胡锦涛同志提出“情趣健康”，就是提出要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一条是建设和谐文化，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未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须臾不能离开文化，文化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发挥着基础性核心性作用。而这种能体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智慧结晶的文化，必是那些既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又富有前瞻性的宏阔境界、且充满活力的精神创造物，而绝不可能是那些浮光掠影的文化泡沫。以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今天的“泛娱乐化”倾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以文化产业的名义制造文化垃圾，更不能以文化产业的名义破坏民族的优秀文化。

　　因此，对于“文化娱乐化”现象，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的属性采取不同的态度：有需要提倡的；有既不提倡又不抵制的；还有要坚决抵制的。这其中，关键在于提倡和抵制这两端，难点在于前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是对于我们文化软实力的一项新考验。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