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的孩子》折射中国对艾滋病的态度变化

　　颍州是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区。

　　车行不远，在一块块平坦的麦田中间，大大小小馒头般的土堆时隐时现——在平原上，坟地总是极为显眼的。

　　一路上，张颖一直在说话，所有的话题都和艾滋孤儿有关。

当出租车绕过泥泞的乡间小道在一间砖瓦房前停下来，“张妈妈、张妈妈”的叫声突然出现时，她的话顿时少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舒坦与放松。两个精灵古怪的小男孩站在了面前，一个是高俊，一个是米化龙。

　　这是两个寄养于此的艾滋病孤儿。米化龙是2006年在阜阳市清河广场门口被发现的。6岁的他操一口河南口音，还能够说出父亲的名字，但是家在何处，则完全说不上来。他是被父母丢弃的，后经检测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于是被送到了张颖任会长的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高俊的形象则已经广为人知，他曾和彭丽媛、濮存昕一起出现在众多预防艾滋病的宣传画里。

　　而在此时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出任何与艾滋病相关的痕迹了，小孩的天性在张颖到来之后越发显露。一边一个，簇拥着张颖的腿进屋，全然不理旁边的陌生人和紧紧跟着的摄像机。

　　这是新年后张颖第二次来看望高俊和米化龙,也是2月26日《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第一次见高俊。

　　颍州的孩子们

　　摄于2004年的《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阜阳艾滋病孤儿的生存状况，高俊即是其中的一个主角。

　　在这部纪录片里，4岁的高俊踯躅在猪圈里，头发枯黄、疱疹满身，肚子隆起，与瘦小的身体全然不成比例。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因艾滋病刚刚去世，惟一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叔叔因怕别人的歧视而不愿收养。《颍州的孩子》主创之一米子回忆说，“我们之所以赶过去拍，就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小男孩就要死了，晚一天恐怕就没了。”

　　那个时候，高俊两年间从不说话，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因为就生活在猪圈旁边，他总是时不时举手打着身边的一头猪。米子回忆说，给他东西他不要，趁你不备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夺了就走。

　　高俊成了张颖救助的第二个孩子。

　　2004年，在张颖的帮助下，夫妇均患有艾滋的丁家收养了小高俊。2006年年初，张颖又为他找了一家监护人，也就是现在的张家。张家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老两口也有病，现在单过。协会现在每个月给小高俊400元，交给张大爷管理，这也使得张家的日子变得好过一些。

　　这给《颍州的孩子》结尾添下了许多的亮色。在被收养之后，高俊开口说话，身体日渐好起来，也日渐变得活泼开朗。

　　“他们是我的孩子。”张颖说。而类似于高俊和米化龙这样受到张颖等照顾的孩子，在阜阳，还有500多个。他们都是艾滋孤儿，其中20多人本身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他的则是父母感染艾滋病。

　　被改变的村庄

　　张颖第一个救助的艾滋孤儿是楠楠。“那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张颖说。当时在阜阳商界已经相当知名的她因为生了孩子而比较空闲。一次，应阜阳市分管副市长之约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教授前去一所孤儿院了解阜阳孤儿情况。看了之后，肯·约翰逊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在家的孤儿。在楠楠的叔叔家，张颖第一次见到她，“我一下子惊呆了，头发乱乱的，满脸都是疮，耳朵流脓，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说话她根本听不见。”

　　当时，副市长和她闲聊，说可以成立一个协会来关注这些孤儿。张颖一口答应了，“那时我也正闲，办协会的初衷倒是想以后朋友们聚会好有个由头。”

　　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原来定的名字是“阜阳市阜爱协会”，但是民政局办事人员告诉她，这个名字前面是重复的，“我想一想，就叫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吧。”

　　张颖很快发现自己揽上了一个丢不掉的活儿。肯·约翰逊回国后给楠楠寄来了治疗艾滋药物，但是要人带她去北京做检查。“那是2003年的腊月二十六，别人都忙着，而我又是个会长，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楠楠登上了往北京的火车。”

　　但是，这个时候的张颖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我也害怕得很，当时我不懂啊，出发之前还在想，万一把我也染上了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当楠楠进了医院，张颖跑到洗手间，拼命洗手。

　　然而，当从北京回来，张颖变了。“那时我刚刚做了母亲，和楠楠在一起那么些天，真的生出感情来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因采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们开始进入发病期。统计数据表明，至2004年，安徽省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57例，发病人数1314人，死亡430例。而在阜阳市，就有感染者1068例，发病人数500余人，死亡227人。据阜爱协会的调查，由此造成这个地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有800多名。

　　一幕幕痛彻人心的惨剧正在发生。11岁的黄新雷回忆，父亲临死前躺在当厅(堂屋)里，对三个年幼的孩子们说，“我只剩一百块钱了，除了一百块钱我什么也没能给你们留下，你们一人从我身上咬一块肉走吧！”

　　阜爱协会为此制定了救助方案，本身受感染的艾滋病儿童，每人每个月救助400元，未感染但是受得艾滋病的父母影响的儿童，每人每月救助100元。黄家三姐弟很快得到救助。

　　消息传开，更多的艾滋孤儿也被送来。“那些原本隐瞒自己得艾滋病的家长，也开始向我打听情况。”向张颖“托孤”的一幕在那一年不断出现。

　　开始，张颖只是怀着尽自己的力量救一个算一个的想法，除了朋友们支持的两万块钱，以及青岛圣元公司支持的奶粉，别的都是自己在掏腰包。但很快，她发现单靠一己之力无力支撑。“于是我就开始申请各种项目来筹钱，我原本是在外交学院学英文的，10多年后终于派上了用场。”

　　张颖说，2004年协会花去40万，2005年花去80万，基本处于艰难运转阶段。但是2006年，协会的运作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我们从未搞过一次募捐，目前资金来源除了社会上的少量捐赠，主要是靠向国际国内的机构组织申请合作。”

　　但此时，她开始遭受一些非议。米子说，那个时候因为艾滋病协会，丈夫一度对张颖非常不满。

　　但是另一些责难来自社会。在一位著名的民间防艾人士眼里，张颖是“一个做生意赔了的外省中年女人，后来自称大学毕业的成功女性”。更有媒体称之为“双面”艾滋妈妈，认为她在吃艾滋病饭。但是，当地卫生和民政部门查账后却未发现张颖在财务上的问题。

　　民间机构的介入，在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救助艾滋孤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前，尽管政府已经介入，然而在发钱发药之余，村委会对艾滋病更多采用了不管不问的态度。村干部早就不去艾滋病人聚居的地方了。以前有事宣布就在村子没病的这头对着有艾滋病的那头喊话，有喇叭了，就改用广播。

　　但是，张颖的努力日见成效，“一个城里人，还是大老板，都和艾滋病孩子那么好，又拥又抱的，看来艾滋病确实不像想的那么可怕。”当地村民说。

　　也就在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增加对艾滋病的关注。2003年9月2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在联合国艾滋病会议上向世界做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承诺；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2004年11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往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主动与艾滋病患者握手。

　　而阜阳也逐渐在4个县建立了“艾滋病防治综合示范区”，为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并给予一定的补助。全球艾滋病防治项目也把目光投向了阜阳，经费达到9780万美元。

　　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严伟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整个阜阳市已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配合的综合治理局面。据悉，在阜阳参与艾滋病人、艾滋孤儿救助这一工作的有两方面机构：官方的和民间的。官方的为政府相关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疾病控制中心等)和村委会、村级党支部两层，民间组织除了阜爱协会，还有英国儿童救助会、克林顿基金会、香港智行基金会等。

　　一部纪录片的诞生

　　2004年8月，就在张颖带着艾滋孤儿在北京参加活动期间，经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结识了美籍华裔导演杨紫烨。

　　杨紫烨在美国筹到一笔钱，组织了拍摄班子到中国拍摄关于艾滋病的公益片，当时请了米子作主创，曲戈做摄影师。

　　随后，杨紫烨跟着一起到了阜阳。而米子和曲戈更是经常往阜阳跑。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颍州的孩子》终于拍成。曲戈告诉记者，整个内容他拍了80多小时的资料，经剪辑后只剩下39分钟。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片子。曲戈说，在到阜阳的两三个月前，他还曾被中新社请去拍另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片子，当时的目标是河南省上蔡县。“但是我们还没到站，非常奇怪那边就已经有官员打电话过来了，说在站台等我们。”其后的拍摄由于当地政府的介入无功而返。

　　而到了阜阳，曲戈和米子都告诉记者，未曾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干扰。“这非常难得，不干涉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当地艾滋病的救助工作。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认为，当前中国艾滋病比较严重的两个省是河南和云南，他认为云南的控制好于河南。“云南艾滋病主因是吸毒，河南则是因为卖血，云南的地方政府在治理时往往没有负担，河南一些地方政府则因为过去对艾滋病的扩散有管理责任，往往自己遮着，结果是自己没治好也不许别人参与。”他认为，安徽的治理也是相当好的，虽然艾滋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卖血，但是地方政府相对来说要开明。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管理中心副处长侯永健告诉记者，由乐施会支持的艾滋病扶贫项目试点，资金有180万，计划在两个村子试点，其中乐施会出资80万，地方政府配套100万。扶贫办开始申请时考虑的是河南和安徽，但是河南方面拒绝了，官员们担心“那些资金一些村子有，一些村子没有而造成矛盾”。于是整个项目只在安徽利辛县进行。

　　而现在，阜爱协会已将自己的救助延伸到河南。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来自河南新乡的几位艾滋孤儿获得阜爱协会的资助，来阜阳工贸学校就读。送孩子们前来的新乡市爱心协会会长张利敏说，她们希望能够成为阜爱协会的二级机构而在新乡活动。同样以志愿者身份前来的，还有当地的卫生局官员。

　　一个地方的形象

　　但是，阜阳这次反而因为受到关注而有些不自在。

　　这个因为假奶粉、王怀忠案、欣弗药品等一系列事件而变得灰溜溜的城市，也曾因卖血导致艾滋病传播而引人瞩目。而此次阜阳借奥斯卡的舞台进入世界视野，那些曾经隐秘而难堪的事实更广为人知。

　　在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前，《颍州的孩子》作为一部公益片，还曾获得2006年美国华盛顿电影节Silverdocs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奥斯卡奖，则使杨紫烨成为继虞琳敏1997年《呼吸的代价》之后，又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华裔纪录片工作者。

　　这部长仅39分钟的纪录片，以真实的力量，将已经在大众话语中稍显沉寂的艾滋病话题再次掀起。

　　实际上，就在之前的两个多月，阜阳艾滋孤儿就已经进入中国最高层的视野。2006年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邀请15名艾滋病致孤儿童和患者到中南海参观并座谈。其中，8名来自阜阳。

　　当时，温总理还曾专门把楠楠揽在怀里，让摄影师照了张像，安慰她说：“你要树立信心。只要坚持服药，一定会起作用的。”他还在楠楠的笔记本上写上这样的题词：“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而9位孩子更是用合唱《感恩的心》来表述自己的心愿。听完后，温总理说，“我听出你们是在用心唱歌，一是感谢帮助过你们的人，二是表示在命运面前不低头，对人生充满信心，就像你们唱的：花儿总会开的！”

　　但是，张颖也告诉记者，她本身并不希望《颍州的孩子》公映，因为有政府官员告诉她，那会对地方形象不好，“我是阜阳人，当然也希望阜阳能够有更好的形象。”不过一会儿她又很踌躇，“我想可能是他们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这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正面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