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大代表选出后怎样？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在审议的一项决定草案，涉及到从农民工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的问题。草案如获通过，明年1月，人们就会看到有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应当肯定，这是一种政治开明之举。

　　严格从民主制度的构成原理上讲，立法机构的代表性不必简单等同于代表的职业与阶级出身。只要存在明确的授权关系和刚性的利益捆绑，那就不必非得找一个工人来代表工人，农民来代表农民。但是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代表的身份(地域、性别、职业、阶层、民族等)问题，以及反过来，身份的代表问题，还是有特殊的重要性，不能忽视。

　　从农民工中产生人大代表，意味着农民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了正式承认。从这里出发，有可能产生各种连带的积极影响。比如宏观层面上它意味着，国家意志的形成、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要尊重、考虑、容纳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中观层面上意味着，许多地方立法与管理问题，例如教育、住房、工作机会与条件、城市准入等等，要包括农民工的角度并有他们的参与。在微观层面上还可以设想，如果农民工向管理层追讨欠薪时，劳方阵营中拥有“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那将会有利于扭转从来都是极度倾斜的博弈格局，其过程或许能够更和谐。

　　但是这些积极影响要真正实现，还要依赖许多条件。特别重要的是，怎样从农民工中选举产生代表，他们又怎样能在复杂的体制格局中真正发挥代表作用。而这两个方面，其实存在严重的隐忧。

　　首先，一般会想象，在数量庞大而流动的农民工中难以选出代表。而我推测，情况可能相反，实际选举时，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困难，而是太容易。原因在于，各级人大的“选举领导机构”，多年来已经在代表名额分配之类的操作上手段纯熟，指哪打哪，要谁是谁，早已练就精准的行政运作能力，其流程就像装配线。可以推论，在农民工集中的省份和行业，要选出农民工代表终究不难。困难倒是在于，过分浓厚的行政色彩下，选出来的代表是否还能具有农民工的草根本色。

　　其次，更大的隐忧还在于，若是真有草根本色的代表，又是否有能力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里发言。有一则报道说，身为企业老总的某代表讨论发言时非常“紧张”，参加讨论的领导安慰说，你就当我们是消费者好了。这位代表第二年参加两会时已有经验，不紧张了，不过还是很“激动”。引述这则报道，没有任何揶揄之意。只是说明，面对领导而紧张，是这个体制下最为普遍的心理经验，身为企业家者尚不能克服，未来的农民工代表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能否不紧张而从容表达，实在是很大的悬念。

　　不妨再引述另一则报道，会提供更有意思的对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劳动合同法》的二审稿草案开会讨论时，欧盟商会、上海美国商会等组织提交了大量、详细而且措辞强硬的修改意见。针对草案中有关维护工人权益的条款，他们的意见是，这将会增加成本，倘若不改，他们将重新考虑在华业务的布局云云，这就是媒体报道中的所谓“以撤资相要挟”。还有报道说，上海美国商会甚至组织人冲击讨论会场。令人担忧的并不是商会的那些观点。在民主制度下，他们有权利表达，而且就应该那样表达。令人担忧的是，在商会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知识优势、关系优势以及表达优势面前，即便有了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能够帮助这个社会阶层扭转劣势，形成均衡的表达格局吗？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现有的选举体制，未有足够证据使人消除以上这些担忧。因此，从农民工中产生人大代表，这个决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要做到底，就要通过制度倾斜，有利于农民工认识自己，组织自己，表达自己。就像为官者需凭实绩一样，成为农民工代表要凭这些条件，曾经成功地维护过劳动者权益，能够面对巨大压力而敢于争取和表达，懂得怎样循正确途径提出最有力的方案，等等。要相信农民工群体本身是一个人才库，问题在于制度渠道。过去的制度欠农民工太多，唯有制度改革能偿还。制度改革的标准是，使农民工能够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是永远作为悲惨世界中的悲惨者，被别人代表和表达。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