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回应
贵报昨日岳红先生的回应显然没有读懂《新农村建设必须抓住城市化的主线》一文的真正含义。
相信大家对前年韩国农民在香港世贸组织大会期间的刚烈记忆犹新,但是几乎同时我看到一则新闻,韩国在2005年度农民数量又轻微减少,占人口总数不到10%。
中国农村巨大的“隐性失业”早就被经济学家承认,我们的失业率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至于农村户口的人守着一亩三分地能否养活自己、能否帮子女赚到学费,我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是否有工开,开了工拿不拿到工资,我们都是没有“登记”的。
中国有8亿人户口在农村,就算考虑到很多住在城镇事实上已经“农转非”的人,也仍然有四五亿人生活在没有工业就业机会的农村。但是,一般认为中国只需要大约1亿农民就可以保证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也就是说,目前农村里面至少还有两三亿“富余人口”,中国的一些“精英”喜欢说城市人口的负载,却不屑讨论农村人口的负载。而国内早就有专家论证过,把人口集中在城市,这样更便于环境的保护,如果到处都是几万十几万人的小镇,建设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的效益怎么比得上给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建设的设备,地铁、管道煤气工程等等都是城市越大越有经济效益,大城市的竞争优势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专门的文章。
我小的时候亲身经历了农村推广土地承包责任制,可以说那时候农民的教育水平比现在低很多,但是相信全国各地都没有发生什么不“和谐”的事件,现在农村里面出现很多冲突,其原因不在于农民素质低,而是地方黑社会、家族和基层政府机关的不正常勾结。
爸爸来到我家谈到现在农村的情形是应该让土地集中,我想30年前农民懂得怎么分开土地,现在的农民更懂得怎么集中土地,农民不需要你们安排的什么培训和教育,我的邻居只有小学文化,他为了开养鸡场向我学化学的弟弟请教,不过几年时间,他的成功超过我读农业大学的高中同学。
至于已经来到大城市的农民,他们也不需要迎合城市,也不需要城市的“关心”,他们需要的只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正常的、公平的权利。
记得不久前看过香港的一部评论性电视片,讲到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大陆偷渡客敞开门户,一方面是当时两地意识形态的原因,港英当局无条件接纳那些游泳过来、素质很“低”的广东农民。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经济起飞,血汗工厂需要大量工人,我认识的同事的父母大多是这些人的后人,他们似乎没有给香港带来什么负担,他们的子女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香港的经济也成功转型,昔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来大陆。
当我们考虑大陆经济发展时,国家的大小、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会带来和亚洲四小龙有什么不同的途径,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他们走的路都是一样的,而他们的人口从几百万、几千万到过亿,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遵循同样的规律。即使美国、欧洲,现在也仍然有鞋厂、制衣厂。
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农村只需要1亿人,至于这些人是原来住在农村的还是城市里面愿意去开农场的并不重要,至于多出来的人我们还是想想他们应该怎么居住在城市。我想再说一遍,他们想住在哪里、怎么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并不是我们政府的负担。尤努斯博士早就告诉我们:穷人并不缺乏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从“剪刀差”到现在包括户籍在内的各种限制,农民的贫困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者素质低,而是因为制度安排上的长期不公平。
Chris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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