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惠娣： 休闲是成都独特的资本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本报记者 梅柏青/文

　　采访手记

　　记得10年前，随着大街小巷“休闲服”的叫卖，“休闲”一词开始走进中国的公众生活。而有着天府之国遗风的成都人，不仅享受着延续千年的休闲与快乐，而且还要把文化当作资本，打造中国的休闲之都！这是政府、商家的概念炒作，抑或是我们这个城市走得通的独特发展之路？

　　上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证明了成都之梦不是乌托邦，这篇题为《休闲文化是北欧成功的主要因素》的文章说，比起美国、日本、德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北欧五国人是最休闲的，每年的工作时间要少很多，每个人职业生涯的期限也更短一些。

但是，北欧的芬兰、丹麦和瑞典进入了2006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前5名，落在后面的挪威和冰岛也在前15名之内。

　　北欧成功的秘诀何在？在作者看来，不在于它的课税制度，也绝对与福利模式无关，完全在于文化。爱因斯坦说，人的差异在于闲暇。从北欧我们看得见休闲带来人的素质的发展，文化对经济的绝对影响力。

　　北欧国民对待工作和休闲同样认真。他们认为，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良好的平衡，跟勤劳工作一样重要，热爱生活并不意味着工作懒散。他们明确的文化规范是工作讲求效率，留出充足的休闲时间。无论怎么看，北欧国家已经证明：不必牺牲悠长的假期和轻松的周末，照样可以获得成功。

　　我想，成都人能像北欧人那样休闲，但工作能像他们那样认真和讲求效率吗？

　　休闲是成都人的天性

　　成都“生产”休闲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国内有学者说，上海是小资文化，广东是商人文化，成都是顶级的市民休闲文化，你怎么看成都人的休闲？

　　马惠娣（以下简称“马”）：成都人的闲适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去年底，我应邀到成都来，曾与魏明伦、张昌余、陈志明、周鸿德等10多位巴蜀文化人座谈，零距离地触摸了成都人的休闲理念与休闲生活。

　　当今社会，人们普遍浮躁、辛劳和功利，为名累、为利忙、为权斗。而成都这个地方的人很会享受生活，泡茶馆、吃火锅、打小麻将、当小老板。你们有一句话：“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累”。尽管口袋里装的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是乐呵呵的，成都人闲适的生活态度值得研究。

　　记：但是这个“闲适”看怎么说，比如外地人就说成都人懒散，不思进取。

　　马：我听到一位文化人说成都人的生活，叫“知快守慢，张弛有序”。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什么叫“知快”？对知识的吸收要快，对信息扑捉要快，新东西接受要快。成都人尽管生活形态看似悠闲，但是成都人也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个恢复当铺，第一个发行股票，第一个包飞机出国等等。什么叫“守慢”？就是要养心、养性，要遵从规律，要不慢而慢、一张一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成都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休闲的真谛，正因为懂得休闲，才有巴蜀之地辉煌的历史文化。现在成都人“闲”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普遍有闲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这种“闲”的背后，体现了一种生活品质。一个城市生产什么？它的产品就是生活方式，成都人的休闲文化，实际上是你们独特的城市资本。

　　记：不知道成都人告诉你没有，多数成都老百姓都有“小富即安”的心理，这让成都人在财富上不大说得起话。

　　马：我看“小富”没有什么不好。在中国的传统中，“小富”大概是我们的先辈所说的“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大概是“诗书传家久，忠厚继世长。”如此这般，即可安居乐业。遗憾的是，历史上“小富”有标准，而如今“大富”却没标准。一个拥有一百万的人，认为自己仍很贫穷，因为好多人有上千万、上亿、数十亿、数百亿。在“大富”目标的指引下，应运而生了众多的车奴、房奴、卡奴，他们活得很累，很局促。

　　虽然，我们的经济是以两位数的GDP增长模式在发展，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很多大城市的空气、水遭到全面污染，因为人的欲望太多，对大自然的掠夺太多。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欣赏成都人的“小富即安”。

　　记：那么马老师自己也“小富即安”吗？

　　马：我是“小富即安”族，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追求。有点像第欧根尼，睡卧在哪里不重要，但是应该有“阳光”。小富使人简单。简单，才能让人归于平实；简单，才能让人感觉轻松；简单，才能神情专注；简单，才能自由、欣赏和创造；简单，才能持续与和谐；简单，才能休闲。有统计表明，收入在2000－3000的人心态最自得。因为没有生活的窘迫，也不惦记着买房子置地，安于现状，也不为达不到的目标所累。

　　认识“闲暇”的价值

　　记：你很赞赏成都人的休闲态度，成都能否打造出休闲之都这类的城市品牌？

　　马：我欣赏的是成都人的休闲文化，比如顺应自然，享受生活，心性恬淡，不失快乐，追求财富，又不成为财富的奴隶。但是在休闲方式上，打麻将、吃火锅、农家乐，喝茶晒太阳，总体看单一了，我觉得还应该多样化，提高休闲品位，传承天府之国的历史遗风等等。休闲不等于清闲，更不是无所事事。开发闲暇资源，是用有价值的东西丰满我们的城市，比如，普通市民的勤劳、智慧、善良、淳朴、诚信、友好、礼貌、博爱、守法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城市生活中的平实、平易、平静、平常、平凡的要素，才能真正锻造出城市的品质、品牌、品位、品格。

　　记：目前国内休闲是一个什么现状？

　　马：几年前，我主持了文化部重点课题，与其他一些学者用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半数以上受访者反应，休闲仅局限于睡觉、看电视、打牌，每年长假，不知该如何打发。另一方面，中国人缺少的是休闲文化而不是休闲时间，尽管有114天的法定休假，占一年的1/3了，但是大家仍然感到时间不够用，普遍感到社会压力非常大。我们疲劳，其实疲劳在哪儿？是在我们心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欲望上的要求，而且不断地加码，所以使我们的心、精神非常劳累。这说明什么？从本质上认识休闲还有相当坚苦的工作要做。成都在休闲文化上确实得天独厚，并先走一步。

　　记：其实人的“闲”与“不闲”，不过是一个心态问题。

　　马：是。很多人理解休闲忽略了心态。过去强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心态。现在你说“南山”多不多，但是我们没有那种闲适的心态了，实际是人的精神追求没有了，欣赏生活的能力没有了。关键在整个社会对闲暇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一说到“闲”，就联想到“玩物丧志”，很多人把“闲”与工作对立起来，把有假不休，超负荷工作当成“美德”，导致身心俱疲，甚至英年早逝。

　　记：你说到“闲暇时间”的价值，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价值？

　　马：比如西方的思想家认为，闲暇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巨大社会资源，是所有人都有的权利，开发闲暇时间是积累文化资本的重要的途径，全社会普遍接受这个原则。他们认为，把闲暇时间转化为继续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责、从事社交活动、文体活动等等，实际上就是积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本。早在1918年，美国政府就把休闲教育列入高中教育，而且是终生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个人的兴趣，学会各种形式的创造，学会对价值的判断，学会促进身心健康的各种技能。我们的休闲教育还是一片空白。比如在成都，休闲教育越早越好。

　　记：休闲的价值，意味着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对文化资本的创造？

　　马：对。在西方人看来，教育与教养，是最大的资本，是最有能力转化为经济的资本。文化资本在中国浮出水面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以商品为中心必然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转变。文化资本的深刻性是，任何一个缺乏文化资本投入的经济，注定是不能持续的。你看现在发达国家要求人们学会止欲，学会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的羁绊，在休闲中涵养人性，促进人的身心平衡、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他们认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

　　政府应力推“公益休闲”

　　记：休闲时代有什么标志？

　　马：一般认为休闲时代有这样几个指标：休闲产业在GDP中将占有70－80%的份额，国民50%的时间将用于休闲，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人的普遍行为等等。西方人较高的国民素养通常包括，热爱生活，享受休闲，热心公益事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宁愿过一种“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少花一点”的休闲生活，因为人只有在休闲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有创造力。

　　记：中国离休闲时代还有多远？

　　马：我个人认为还很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休闲研究的忽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重视对它的研究。。

　　记：现在闲暇时间多了，给成都这样的休闲城市会带来哪些机会？

　　马：马克思讲过一段精彩的话：过去需要投入一百资本的地方，因为科技的发展，可以从中游离出来五十资本，那么这五十资本要有一个重新消耗的过程，那么靠什么来把这五十资本转化为人的新的需求，这就应运而生了休闲产业。比如鲜花这个行业，要有种花的、卖花的、插花的、培训种花和欣赏花的、邮局邮购花的、可以派生出多少行业？由于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这几年消费结构明显变化，出版业、娱乐业、健康保健、健身美容、休闲旅游、艺术收藏等休闲产业快速兴起。

　　记：但是一说到休闲产业，我担心变成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不仅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有的项目也无法惠及市民。

　　马：如果纯粹为商业项目的休闲，又回到经营城市是为市民谋福祉，还是为GDP提升的老路了。我赞成成都开放公园和一些公共休闲设施。以目前的经济水平看，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公益休闲项目和休闲措施。3年前，杭州西湖的环湖公园实行免费开放，每年门票收入减少2530万元。但3年后的审计报告表明，免费开放带动了杭州旅游业新增效益上百亿元，而且西湖公园的开放给杭州市民带来的休闲效益更是无法估量的。

　　记：事实上休闲的公益性并不必然违背经济性。

　　马：对。政府眼光要放长一点，公共休闲既满足了百姓的需要，也可以拉动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休闲设施，正确引导和鼓励百姓把休闲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所谓免费开放就是一种投资，而不是单纯的投入。

　　记：政府在公共休闲上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马：比如落实“带薪休假”是当务之急。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带薪休假”，但具体办法一直没有出台，80%的职工没有享受到这一权益。20世纪70年，法国人在《带薪假期法》中规定了休闲权利。现在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休闲的民族，也是将休闲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典型。如果休闲作为一种福利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固定下来，那么，若干年之后，“中国式”休闲将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