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夏良 陆正明 樊丽萍 刘栋
2004年我们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历史上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各地已偿还拖欠工程款1834亿元，占历史拖欠的98.6%，其中清付农民工工资330亿元。
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针对这些情况，决定（草案）专门规定，“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摘自《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把农民工衣食冷暖放心上——访全国人大代表黄富荣
告别土地的农民，将进城务工视为改善生活的唯一“通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在打工生涯中忘却了“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惬意，逐步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据农业部的一项统计表明，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已接纳了约1.3亿农村人口。
然而，作为人口导入方的城市，对于如何对待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依旧显得举棋不定。一方面，渗入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涌入也加剧了日益严重的“都市病”，如公共交通运能紧张，学校、医院基础设施不足等，外来流动人口也被认为是导致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的“祸首”。
“关爱农民工，上海一直在努力，做了很多实在的事。但这些事触及到的只是几个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富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海和许多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样，在对农民工的管理工作上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农民工给城市提出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管理问题。必须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困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研究、来考量。”
现状：农民工涌入，跟城市人“抢”资源
代表观点：莫怪农民工，城市规划要跟上
3月7日召开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透露，截至2006年底，上海常住人口为1815万人，预计到2010年常住人口规模将达1900万人。而近年来，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数基本保持在600万人左右。可以预见，到2010年，外来人口将占到上海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
“外来常住人口600万，其中的主体就是农民工。他们和市民一样，要吃、要喝、要住。工作了，就有出行需求；生病了，就有就医需求；孩子随父母一起来了，就有就学需求。”黄富荣代表说，尽管政府已经看到了在沪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并出台各类措施予以解决，但与农民工实际作出的贡献相比，回馈的力度还不够。最明显的一点是，制定公用基础设施等各项城市发展规划，常住的外来人口依旧被排除在外，“忽略不计”。
目前，各省市在制定城市规划时，人口测算参照的依旧是当地的户籍人口数，数量庞大的外来常住人口并未纳入测算范围。如此一来，待各类规划项目建设完工，转为现成的公共资源时，供不应求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应该看到，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生存需求是客观的。他们不是跟城市人‘抢’交通资源、‘抢’公共设施资源，而是他们真的需要！”黄富荣认为，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不仅仅是给他们以市民待遇，而是要作出一个决断——真正将农民工视为“自己人”，将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也纳入城市的统筹规划。
现状：哪里政策好，农民工就往哪里涌
代表观点：善待农民工，扶持需统筹考虑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加大投入，给予农民工生活以更多的保障。但在黄富荣看来，一些管理和扶持举措的出台，尽管缓解了农民工遇到的“燃眉之急”，但政策的受益面和扶持力度依旧是一个问题。
仅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闵行有一家专为外来人口孕产妇开设的特约分娩点——市第五人民医院闵行浦江镇卫生院，在沪上农民工群体中口碑甚佳。因为医院对每个外来孕产妇收取的正常分娩价仅为600元，这个价格不到上海同类医院顺产费用的一半。之所以能提供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因为当地政府为外来孕产妇“托了底”：外来孕产妇顺产一个孩子，区政府和区慈善基金会各补贴200元左右。
黄富荣告诉记者，“廉价产房”尽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达到让当地农民工受惠目标的同时，吸引了更多外来务工者携家属前去。这样，区级财政、区慈善基金会很有可能承受不起。一旦压力过大，好事也很难做得长久。
对生存环境进行攀比，哪里政策好、待遇优，就往哪里涌。这是农民工最基本心态和生存本能，但也给想做“好事”的地方政府出了难题：面对外来人口大量导入，地区压力加剧。
“扶持农民工，不能各做各的，一定要结合各区域实际，在更高的层面上有通盘考虑。”黄富荣说，这一问题要解决好，依旧需要统筹管理。
现状：农民工中即将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代表观点：确保政治权利，选举规定应细化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有关规定，我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草案说明时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平等对待农民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保他们的政治权利。”欣闻农民工有望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黄富荣很高兴。他说，“这件事早就该做了，现在做也不晚，但关键是要做好，要有规矩”。
黄富荣说，从农民工中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情已经提上议程，代表选举的办法要尽快出台。“农民工代表怎么选？农民工代表占农民工群体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这些都要在选举办法中予以明确，绝不能‘毛估估’。”代表委员热议农民工
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昌：
对农民工子女需要支付“人文成本”，当务之急是要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同时，应充分重视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生存和发展权利，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包括关注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宣泄方式等。
全国政协委员董经纬：
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数量，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然而村里人进城打工，一般不到5年就回来了，还是融不进城市生活。这些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农民，既没有实现转移，又没有把资金和技术带回农村。应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统计制度，把农民转移就业、农民进城就业像城镇就业率一样，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建立就业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就业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战略，统一协调相关部门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许德馨：
农民工来自农民，但从事的工作性质是工人，应当像对待工人一样对待农民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本来就没有工人，只有农民，工人都是农民转变而来。今天的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了一支队伍庞大的产业大军，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行业劳动，这是一个渐变过程。如果农民工不参与城市建设，许多岗位会面临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局面。既然城市建设离不开他们，政府就不应以临时工对待他们，而是以产业大军对待他们，给他们应有的待遇。
（本报北京3月11日专电）相关链接农民工走向城市的脚印
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经过了控制流动、控制盲目流动、允许流动、规范流动和公平流动的几个阶段。
1984年：中央提出农民可以自理口粮，到县以下的城镇务工经商，这是从控制流动转向允许流动的突破口。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地区间允许流动。
2001年：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民进城务工，跨区域流动，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搞限制性、歧视性的政策。
200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提出对农民工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就解决农民工进城限制、就业限制、工资拖欠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地区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认真解决他们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国务院第85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将“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成立。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