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我对笔下的人物都有慈悲心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采访手记

　　内敛、谦和、烟不离手，这是我对刘和平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看似寻常的湖南书生，以一部《雍正王朝》掀起“帝王戏”的热潮。而今，他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电视剧《大明王朝》再度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不少人评价该剧其精彩程度是众多历史剧中特别难得的。在见刘和平之前，我已是《大明王朝》的忠实观众。剧中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颇具张力的人物冲突吸引了很多不大喜爱电视剧，尤其是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人。

　　对于《大明王朝》，历史学家冯尔康的评价是“厚道”，这也是刘和平本人特别认可的一个评语。的确，刘和平赋予了剧中每个人物以人性的温暖。无论是海瑞还是嘉靖，高翰文或者沈一石，甚至“奸相”严嵩都无一不具有人性的厚度。一生耿介，与权贵、皇帝叫板的海瑞为何得以善终？“严党”倾覆，嘉靖为何仍待严嵩不薄？这些历史上的迷局，刘和平皆用一个“情”字来破译。他说：“小情小我才是永恒。”而“大情大我”不过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比如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在当时可能是成立的“大情大我”，但时代一变就显得可笑了。而一个人的敬畏心和感恩心则是人性中亘古不变的东西。

　　刘和平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感恩心的人。他出生于一个戏剧家庭。他的父亲是剧作家，母亲是著名湘剧演员，怀着他的时候还坚持在舞台上。他从小在剧场里长大，13岁休学，从父读书，15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白天出工，晚上和父亲对坐读书。他说，是父亲的教诲让他有了今天，所以他在《大明王朝1566》一书的前面题写“献给父亲”。

　　十多年前，刘和平编的一个舞台剧在成都演出。落幕后，著名剧作家徐棻夫妇专程到后台看望刘和平，对他的才华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十多年后，刘和平到成都，仍不忘徐棻当年的鼓励，一定要与她见面，并引为上宾。在与刘和平交谈中，他于“感恩”二字感慨颇多。他说，我们现在的人太容易遗忘了，记不得历史上那些做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人，不懂得要感恩。其实，感恩之心，正是理解刘和平创作《大明王朝》意图的关键，也是《大明王朝》何以如此牵扯人心的关键。

　　在观看《大明王朝》时，我不时又觉得刘和平“用情太深”了。在谈话中，作为南开大学的客座历史教授，刘和平谈到了《百家讲坛》。他说，他支持这种普及文化的形式，但是他有时候难免担心，怕讲课的人误解了庄子、老子的思想。在谈到自己的历史观时，他所讲的“知彰、知微、知阴、知阳”是从《易经》中化来。谈到历史上的困局、苦局，他又援引佛家之“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求不得）一说作解。可见，刘和平是一个对佛老之学相当有体味的人。这样的人，本应做到“太上忘情”，却为何对历史中的种种人物寄予深情呢？

　　刘和平对《大明王朝》中的人物“用情太深”，会不会让有些人在其中为自己的各种行径寻找“历史合理性”呢？这个问题我没有正面地向刘和平提出，但一直是我的疑惑。

　　不过，刘和平也很佩服诸葛武侯一生“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的伟大哲学。他说，自己是一个“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始终坚信“发大愿心得大愿力”。希望《大明王朝》的观众们不仅能理解剧中身陷困局的历史人物们，更能理解刘和平笔下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海瑞精神。

　　本报记者 包忠/文 朱大勇/图

　　《大明王朝1566》是近来最引人关注的电视连续剧，总制片人兼编剧刘和平正是该剧的灵魂。之前，刘和平曾经是热播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编剧。十年后，他的这部作品给人以脱胎换骨之感。

　　海瑞是官场的一个恐怖分子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看刘先生的《大明王朝1566》，难免联想到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大明王朝》的下部分，也就是《大明王朝1587》，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就要万历皇帝。那么，你的构思与黄仁宇的著作之间，会不会形成某种对映？

　　刘和平（以下简称“刘”）：不会。所谓“四知”嘛，知彰、知微、知阴、知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另一个侧面来剖析明朝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知微。他从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很细微之处着手来看待明朝的政治，然后与他的历史观一合就行了。

　　记：黄仁宇对明朝的财政、经济方面很有研究。

　　刘：但是他一旦评价人物就偏了。在书中他谈到万历十五年中那些的人物，都有些偏。

　　记：他对海瑞也有独到的评价。他说海瑞有牺牲自我的可贵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在当时非常微薄。这个评价是比较负面的。

　　刘：我对海瑞有不同的理解。我在给演员谈海瑞角色理解时，说了三句话：海瑞是当时封建腐败官场的一个恐怖分子，他走到哪儿，哪儿官场恐怖；海瑞采用的行为方式是自杀式袭击，跟你拼命；海瑞一生全面宣战，临死时一看，原来是跟一架巨大的风车作战，丝毫未能改变封建专制统治。但不管他胜利还是失败，至少还有一个海瑞精神在。争一分是一分，如果大家都不争了，这个民族就完蛋了。他向当时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全面宣战，甚至直接挑战皇上，这样一个与包拯、狄仁杰等不同的清官，最后却能善终，这让我着迷，这是我写戏的出发点。

　　史料啊这个东西摆在那里，你要把它忘掉。就像张无忌学太极，你忘掉了，才是得到了精髓。但凡还记得一点，那都不能写。

　　记：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刘先生的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前者是老少咸宜，那么后者的观众层次有所变化。你把很多不看电视剧的人拉到了电视机前。我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电视剧”。

　　刘：湖南卫视做了几千套成本价1080元的精装版，给各级领导干部。广电总局个人手里的碟都被别的部办委局拿走了。

　　我对宝国说，演嘉靖要“雄猜”

　　记：我觉得《大明王朝》整个拍摄、审查到播出的过程特别快，你这个制片人做得还是很顺利的。

　　刘：主要是支持的人特别多。但在拍摄早期的时候，事无巨糜，我都要去做。服饰、道具、场景，包括不同衙门挂的牌匾，我都要和导演、总美术师一起去看。后来我还要和每个演员谈人物塑造。我一到剧组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记：实际上是身兼数职，编剧、制片、历史顾问甚至美术，你都要过问。

　　刘：所有演员接到这个剧本最开始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没底。所有人都没底。戏里面那个角色为什么说那样的话，为什么使那样一个眼神，这句话用什么语气来说，这话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我都跟他们谈。

　　记：像嘉靖的饰演者陈宝国，他演的帝王不少，而你的戏给他提供了更独特的表演空间。我想他在其中是过足了戏瘾。

　　刘：在拍摄开始没多久，张黎（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来跟宝国谈一下吧。那是拍了两天还是三天吧，他们俩在现场对角色的把握上有个别不同见解。张黎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他从来不跟任何演员说过重的话，从来都是沟通。下午四点他就安排拍别的戏，让宝国回宾馆休息。我就赶过去了。我和宝国一直谈到半夜三点，第二天早上五点他就得起来化妆。那一晚上谈得很投机。宝国一点就通。好演员就是好演员，不一定要去读书。你也不能要求他重新去读《明史》。

　　记：所谓一点就通，那也是因为你能将这个点简明扼要地讲出来。

　　刘：宝国是越演越好，特别是演到嘉靖的晚年，简直可以用“附体”来形容。好演员最后就是“附体”，到那个时候就不要去琢磨那么多了，他就是嘉靖。

　　我跟他谈的时候问他，我说你准备怎么演嘉靖。他用了四个字“深不可测”。我说，深不可测怎么演？（笑）他说还没有想好。我说你不能这么去揣摩嘉靖，深不可测是没法演的。你可能有这么一个感觉，表现出来可能让观众觉得深不可测，但是还是具体一点好。我后来告诉他两个字，那就是“雄猜”。嘉靖长期把自己关在丹房里打坐，但宫内外的事情不敢不知道，也不能不知道。他不敢失控。耳目有，政府的机制有，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都有。但是嘉靖对这些人会放心吗？不放心。所以他用的法子叫“雄猜”。反过来，大家对嘉靖则是“猜雄”。

　　宝国问我，那么“雄猜”的表现是什么？我说，那就是“政不由己出”，而是从老子那里学到的：不可明言。一句话，你没说出来之前你是它的主人。而一旦说出来，你就变成了它的奴隶，你得为这个话负责任。嘉靖明白这个道理。在他执政早期有将近十年与文官集团的斗争，所谓“大议礼”之争，可以说两败俱伤，弄得嘉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着。他后来明白，退居二线，暗操独治。把房门开一个缝，写几个字，或者拿一个器物，给大臣们拿去猜。弄得满朝“猜雄”。这个嘉靖，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者中最懂太极政治的。

　　记：这种“雄猜”与“猜雄”，是否加剧了明朝时局的动荡呢？

　　刘：其实跟后来的万历、天启等朝相比，嘉靖朝还相对平稳。嘉靖在位45年，包括他不上朝的27年，都还算稳定。在历史上，中国这个农业国啊，当一把手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要做“甩手大掌柜”。天下本无事，一旦一把手插手，不是事也成了事。

　　记：你的意思是说，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像柏拉图所描绘的那样，成为类似哲学王一样的人物。

　　刘：一旦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最高统治者应该做那样的人。你是最高的统治者，你说了意见，其他人就没办法说意见了。没有回旋余地了。必须要“无为”，才能“无不为”。嘉靖在老子那里得到了一些智慧。

　　记：也就是说，嘉靖的统治术与西汉早期统治相类似，比较推崇“黄老之术”。但是这种驾驭之术在汉武帝时期也基本无法贯彻了，儒家、法家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

　　没有几人能理解那些历史人物的命运

　　刘：汉武帝时代无法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时有人要我做《汉武大帝》的编剧我拒绝了，我对“文景之治”更感兴趣。

　　我们华夏民族为什么到后来叫“汉族”，不叫“周族”，也不叫“秦族”？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叫“汉文化”，我们的语言叫“汉语”，我们叫“汉人”？我们普通认为的封建时期，实际上是从汉朝开始的。中国农业文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家”，二是国。家国是同构的。在汉朝之前，很多人是没有家的，是依附于诸侯、贵族和领主的奴隶。很多人看《赵氏孤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战国时期，那么多人为了赵家一个孤儿，舍的舍儿子，舍的舍性命？有人说是因为义气，显然是没有搞明白。赵家是贵族，那些人是依附于赵家而存在的，自己是没有家的。如果没有了那个孩子，这些人就要成为丧家之犬。可见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家。

　　为什么刘邦不过一个亭长能统一中国，建立大汉王朝？他的对手多强大，项羽是楚国贵族，所谓“亡秦必楚”，人们对他都敬畏有加。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背后是什么意义？就是老百姓想要一个家的渴望。刘邦能胜出，就因为中国发展到那个时代，他给天下老百姓许了一个愿，只要我坐了天下，给天下每户百姓一个家，让他们休养生息。所以我很想写“文景之治”，更想写高祖刘邦。他给千千万万老百姓许了愿，结果自己却没有家。刘邦当了皇帝不愿意在宫中待着。给他出主意的张良隐居了，立下最大功劳的韩信先是软禁后来被杀了，刘邦的孤独是很深刻的。

　　家国的理想是孔子的理想，最早是周公的理想，直到汉朝，这个理想才得以实现。到后来，诸葛武侯想坚持的，也是这个理想。

　　记：听刘先生讲的这些内容，我感到你对悲剧性的人物命运比较感兴趣。

　　刘：确切地讲，是没有几人能理解那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人生困境没有几个人明白。所以我很不喜欢那种以调侃的语气谈论历史人物的方式。谁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像那些有责任、有使命的人，他们比一般人活得都苦，都累。历史上，诸葛亮就是最累最苦的人。我今年54岁，武侯去世时54岁。他的一生分为两个27年。27岁时遇见刘备，辅佐蜀君27年，他是活活累死的，是过劳死。

　　记：我看你的《大明王朝》，我觉得你对其中每个人物都寄予了十分深厚的情感和深切的理解。即使是严嵩这一类人物，也被你赋予了人性的温暖。这是为什么？

　　刘：写剧本，首先要解放自己。我特别喜欢把各种宗教的情怀和哲学的思考揉在一块来看待问题。你说我特别能理解那里面的人物，我就是借用佛家的观念来看待他们。佛家讲，愿人得乐为慈，愿人离苦为悲。搞创作的时候，你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啊，你都要有慈悲心。冯尔康老先生在看了这个戏后评价的两个字让我很感动，他说和平啊，你写的东西很“厚道”。

　　记：听说你的工作室挂着嘉靖和海瑞的画像，还供奉着海瑞的上疏。

　　刘：感恩心和敬畏心，是我一刻都不会丢的。电视剧拍摄完毕，剧组关机的前一天，我去了永陵。当时风雨大作，我们开的车连雨刮器都没用。我对司机讲，你慢慢开，没事的，一到十三陵，肯定会雨过天晴。结果一进十三陵，雨果然停了，云也开了。我找到嘉靖的永陵，没有开放，辗转找到工作人员打开了门。我自己带了香烛进去祭拜，那里面的草有一人来高。自从我父亲去世，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