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论述：决定2020年世界大势三大因素

　　新华网专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公开描绘过2020年世界的四种迥异图景：“达沃斯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但亚洲面孔会出现得更多；“美国主导的和平”——美国会继续塑造国际秩序；“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宗教教义将挑战西方社会准则的主导地位；“恐惧周期”——非国家力量带来的安全冲击，将导致失去人性的极权社会。

　　首先是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就将主宰世界”，但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但其人均收入仍只有美国的1/4。虽然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可能与美国持平，但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可能是中国的4倍。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仍是其自身的发展。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还有4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与印度不同，中国还未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如果中国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粘合剂，那么它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好斗的外交政策。或者，它也可能会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并在世界政治中成为布什 政府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政治伊斯兰”及其发展方式，将构成第二个因素。 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内战。激进的少数伊斯兰群体正利用暴力，把一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拥有更多不同观点的主流人群。虽然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亚洲，但他们受到了来自斗争核心中东的影响。而在全球化、开放性、社会制度等方面，中东都已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开放贸易、经济增长、教育、公民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程度的逐渐提高，可能会有助于增强穆斯林主流的实力，但欧美对待其穆斯林族群的方式也同样能产生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是令主流穆斯林满意，还是会强化激进分子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言论？

　　第三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到2020年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但问题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靠单独行动来保护其公民了。美国的军队可能不足以应付全球性传染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等威胁。这些问题需要合作，以及吸引支持力量的软实力。

　　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威慑、联盟和稳定仍至关重要，但如果用错了地方，就会削弱赢得胜利所需的软实力。迄今为止，有情报显示，因美国政策而涌现的新恐怖主义分子，要多于其消灭的恐怖主义分子。关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将是美国能否恢复其曾经在冷战中拥有的能力：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变成某种巧妙的力量。

　　如果这三股力量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将是相对乐观的结合，即有着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和平”。然而，一些事件会使这种可能偏离原来的轨道。以我所见，海湾地区的冲突或革命，这会把这个拥有全球2/3石油储量的地区隔绝在世界经济之外；一场传染病的爆发，会导致人类大量死亡、经济混乱和边境关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行动，不仅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还会导致令人恐惧的、自我毁灭性限制，并且丧失在本国享有的自由；早于预期的气候变化或南极冰川融化等灾难性事件。

　　还有其他因素。我猜想艾滋病将继续造成无数苦难，特别是在非洲，但这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我是错的。我还猜想俄罗斯、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人口下降，以及它们在利益上的分歧，将使它们各自都不能崛起为超级大国，也不能结成联盟来抗衡美国的实力。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的猜想是否正确，而是政策争论应更多关注于形成一种更长期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