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专访
黄宏：社会应给农民工更多尊重
■ 本报记者 曾 鸣 文
“中国大剧院马上启用，奥运主会场也即将落成。在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和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是否能为农民工兄弟留下几张座椅，让他们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奥运会给农民工留几个座位
“中国大剧院马上启用，奥运主会场也即将落成。
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向《公益时报》的记者介绍，这是他的名为《为农民工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提案的结尾文字。这位以制造笑声而闻名的著名小品演员在与《公益时报》记者讨论农民工话题时，表情始终严肃而认真。
“我的提案里提了四点建议，第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第二是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第三是建立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第四是要保证工地上基本的文化设施。”
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是第五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黄宏第一次提出关于农民工的提案，但这并不意味着黄宏至此才把目光投向农民工这个群体。作为小品演员，早在1990年的春晚上，黄宏便已创作出以农民工为题材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而为全国的观众所熟知。
“我所创造的每一个以农民工兄弟为素材的舞台形象，无论是《超生游击队》里的‘孩子他爹’，还是《装修》里的‘黄大锤’，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我有很多农民工朋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我就开始关注他们了。”
请农民工为竣工的大楼剪彩
黄宏认为，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谈及农民工受尊重的状况时，黄宏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民工，他的儿子和我一样是当兵的，排长，很优秀。做爹的老民工感到很荣耀，全工地都知道他儿子的故事。我就问他，你儿子在部队是不是也讲你的故事啊？他说，那不会，那多丢人啊。”
“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觉得丢人呢？是不是我们给与他们的尊重不够？”黄宏反问。
“社会尊重是这个社会安定、和谐、最重要的因素。我希望农民工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生活在这里，这城市也应该属于他的。他能够和城市融为一体，没有任何精神压力。”
去年5月，黄宏去一个城市参加一栋大楼的剪彩活动。黄宏问活动方，能不能评选出一个优秀民工，让他和市长一起剪彩？
“结果采取了这种方法，效果非常好！他们扛着工具奔赴下一个工地的时候，心里不会留下怨恨和不平衡。他们以后还可以对子孙后代说，‘看，这就是你爸爸、爷爷盖的大楼！这栋大楼有我的功劳！’他心里会有一种职业荣誉感。”
对于把“农民工”称呼更改为“新市民”的观点，黄宏认为“称呼只是一个形式，如果你叫他‘新市民’，歧视他，他也不舒服，不会愿意做‘新市民’。所以关键是我们对他怎么样。叫什么只是表面问题，我建议做点更实实在在的事情。”
应给农民工评先进涨工资
“我们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很多，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但黄宏认为，农民工兄弟创造的利润和他们所收获的不成正比。“在美国纽约，我看到纽约大桥工地上有八个工人在做工，一个月以后，还是那八个工人在做工，工程也没什么进展。他们做工像画画一样。我说为什么不多雇一点工人呢？答案是雇不起。其实那八个工人一个月的事情，搁国内农民工兄弟一天就做完了。”
事实上，有数据表示，在用工量最大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群体，在过去的12年里，工资只上涨了68元。
黄宏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政府要有一个监管机制，要让农民工看到工资增长的可能。要在农民工群体中建立表彰制度，评先进、评劳模，让荣誉和经济挂钩，建立奖金制度，以此使农民工增强荣誉感和主人翁精神。”
“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要统一管理，不能是包工头拉一拨人去工地干，干完就走了，这样的话（政府）无法控制。进城的农民工应该在政府登记注册，同时对其进行一个初步的体检。这样，在劳动过程中有突发病，有伤残，用工方就要承担责任。在他生病和失去工作的时候不能让他的生活陷入困境。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要培养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我必须上保险，如果你不给我上保险，我就不工作。’如果媒体能够宣传到这一点，那就太好了。”
黄宏委员所说的实质是包工头随意招聘农民工的现象。事实上，建设部从2005年7月1日起便决定用3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农民工将被劳务企业或其它用工企业直接吸纳。
至于为农民工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年2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要点》，其中提到今年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并要求做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促进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研究制定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办法和经办业务规程。以上表明了国家有关方面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并且这些措施已经在逐渐实施。
“他们的文化生活太饥渴了！”
春晚节目在正式上演前都要“压场”，就是“实习演出”。“前年我的小品《装修》试演去了工地，效果非常好！”黄宏说。
“第一是我演得好！”
听上去颇有些骄傲。顿了顿，黄宏又说——
“他们的文化生活太饥渴了！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我去过的很多工地连个电视机都没有，通常是一大帮人围着被子打扑克。没有文化生活，他们就会到一些不该去的场所去。”
“不该去的场所”就是红灯区。
“现在一个严重的现象是，哪里有大的工地，它附近就会有一个按摩厅。”黄宏讲到此，颇有些痛心疾首。“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宏认为工地必须达到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起码要有个电视机吧，或者给他们订些报纸，让他们精神上有个寄托，有一个和城市沟通的渠道。也能够学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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