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提议设立慈善节 称慈善法草案年底有望公布

　　善使杨澜

    生活与工作中的杨澜，跟电视画面上的杨澜恍若两人。走近杨澜，方才发现，17年来的错觉刹那间完全转变，杨澜是一位明星，也是一位现代职业女性，更是一位用真诚来关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

　　■ 本报记者 赵冠军

　　杨澜喜欢笑，而且很随意，令观者释然。

　　3月11日中午，结束了一家新闻网站的谈话直播栏目，杨澜在返回两会驻地酒店建银大厦时，靠在车中打了一个盹。

　　初识杨澜，才发觉并非电视画面中敦厚风格，荧屏之外的她，站在电梯角落，给人一种清新逼面的气韵，淡雅服饰中透出质朴锐气。在她身上，你读不到亿万财富，更读不到光环灿烂，用一个不太准确的词语形容，就是“隽秀”。

　　“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公益慈善。”杨澜坦言直叙道。

　　感动于细微善举

　　在杨澜看来，她第一次接触慈善和公益领域，跟先生吴征有很大关系。那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两个人在北京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风很大，他们同时发现，一个报摊的老人还在守着报摊卖报纸，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吴征走上前去，劝老人早点回家，因为中秋是个全家团圆的日子。

　　老人说，要等卖完报纸才能回去。吴征什么也没有说，掏钱把摊上的报纸全部买了下来。

　　此后，这一幕一直留在了杨澜的记忆深处。

　　也许，正是因为先生在中秋之夜的一个善举，使得杨澜将视线投向了公益慈善事业。

　　2005年7月，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营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

　　此举意味着，杨澜从商场抽身，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

　　“我的基金会得到先生很大的鼓励，因为这个机构是我们两个人的，他说我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就把资产拿出来做这些好事。”

　　国内多数民间机构筹款方式单一，资金安排死板，多数没有专门的宣传经费。而国外慈善机构开支的重要部分就是宣传，因为它需要民间知道。杨澜说，他们夫妇捐51%股份组建的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职责定位就是——做慈善宣传和慈善机构的管理培训。

　　在帮助民间机构宣传的基础之上，基金会赞助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慈善组织高层负责人项目培训，今年一月份已开办了第一期学习班，有50位慈善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参加。这是完全免费的一个培训，杨澜表示，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下去。

　　提议设立慈善节

　　直面杨澜，并无隔阂之感，她谈论慈善的从容，更像一名善使。

　　杨澜做公益，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多的则是见证于她的思想意识上，这也促使她把更多的时间和思考放在了整个公民社会慈善意识的建立上面。

　　谈到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概念，杨澜显得更为放松：“慈善捐款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香港医院有几十种的捐款方式，我们国家只有几种捐款方式。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还在读书，没有额外的收入，但是国外的慈善机构就会给你写信，跟你要美金。他们有很好的网络，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找大学生呢？他们没有钱啊。他们说他们有可能会找到好的工作，他们有潜力做慈善事业。”

　　“当前，国内公益机构发育严重不足，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下，给中国社会编制一道最底层的社会保障网时，其中就需要公民之间相互帮助，这本身就给公益慈善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对于整个公民社会的发育也非常重要。”杨澜坦言，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这份善意，愿意做点事情的人的确是还不够多。

　　杨澜觉得，慈善事业是在社会中间层面，给政府提供缓冲层，给公民提供援助途径。通过调研，杨澜发现，国内公益慈善机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是大量草根机构因双重管理而无法注册；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不够普及；三是多数慈善机构管理者水平存在缺陷；四是慈善文化没有深入人心。

　　“大量草根的公益慈善机构不能顺利注册，他们当中很多人，由于找不到上级主管单位，就不得不到工商注册，使得信息非常混乱，而且也不便于将来在财务规范上实施政府统一管理。”

　　“去年我提出应该加快慈善立法进程，国家民政部已经在进行该项实际工作了，所以今年我提出的是关于设立慈善日的提案。希望能够通过设立慈善日，对促进慈善文化深入人心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慈善机构能够进行联合劝募，减轻他们的劝募成本，增加联动效应。”

　　杨澜对记者说，最新的消息是，2007年年底，首部慈善法草案就有可能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