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调查⑦：欲望难以宣泄代价十分沉重

　　本报记者 鲁钇山冯小静夏杨第二代农民工的性问题引起两会代表高度关注性压抑、性饥渴、性犯罪———第二代农民工的性问题，已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关注。他们血气方刚，身体健壮，但却无法像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城里人那样，享受正常的两性生活。

由此引发的问题，让人担忧！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前后方联动，调查现状，连线代表委员，共同探讨这个事关人性与社会和谐的话题。

　　八成外来工很“饥渴”

　　破砖搭起的四壁，稻草打底的床铺，一团团又脏又破的被褥卷到墙角，旁边放着还没刷洗的饭盒或不知何时脱下的袜子……这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普通工棚，阴暗、潮湿。刚刚吃过晚饭的王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想女人。”这个工地上的50多个已届婚龄却并未结婚的男子当中，大都过着和王立一样的生活。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说。在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关注着这个特殊的群体，“要真正营造和谐，必须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为他们做些什么。”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如是说。

　　夫妻同处也难“性福”

　　据深圳市有关部门统计，外地到深圳务工人员已多达700余万人，而夫妻携手而来的只占35％左右。这就是说，高达近7成的农民工，是只身南下，除了还没有结婚的外，他们都是和配偶两地生活。这个数字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很有代表性。同时，和老婆一起出来打工就一定“性福”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告诉记者：“即便在一地打工，由于租不起住房，很多夫妇也不得不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长期分居。还有的农民工几对夫妻一起租一个房间，然后用薄板或布隔开居住，过起性生活来也很为难”。关注千万农民工的生活，事关社会和谐安宁。全国人大代表汤维英说，农民工给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许多基本权益并没得到保障，这一问题不容回避。

　　走偏门解决“大”问题

　　性生活没有着落，农民工们只能找其他的发泄途径。本报对白云区建筑、货运、烟酒等行业的3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3％的人承认自己看过黄色录像或者黄色书刊，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经常看”；91％的人承认自己曾想过要找“小姐”，其中极少数人还承认自己找过“小姐”。全国人大代表郭泽深说，广东有900万农民工来自外省，他们在“异乡”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脸色都很凝重。“这个社会问题，不容忽视，不可跨越！”郭泽深说。

　　压抑欲望代价沉重

　　农民工“性压抑”背后的犯罪空间到底有多大？来自北京、天津、广州等各大中城市法院系统的统计则显示，近两年的强奸案中，农民工作案的超过案件总数的50％，并且呈逐年递增的势头。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包括大量的没有被举报或构不成立案的对女性猥亵、强奸未遂等案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工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这样的数字说明农民工的性压抑程度已经很深，缺乏宣泄渠道，可能导致性犯罪。问题不仅于此，与性压抑伴生的高危性行为，引来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性病和艾滋病。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对当地1900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约10%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的性要求。而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最近一年北京市新增HIV感染者中，有26.7%是因高危性行为而感染的，其中的主体就是农民工。“很沉重！”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说，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早已超过1亿，并正以每年几千万的数量在增加，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