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围墙” 上海增添活力-

　　曾经一度，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称为“乡下人”。现在情况变了，上海人的包容性越来越大了——前不久，上海市长韩正专门看望慰问“新上海人”，上海的市民说，他们不是排外而是排土，他们喜欢精明能干的人。

　　看来，上海是彻底没有“围墙”了。

　　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曾建起高墙。上海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的城墙被拆除。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重庆也没有围墙。

　　但是，对外来人口的包容，除了人与人的热情态度，更重要的还是要给予其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移民之城 海纳百川

　　由于身处长江入海口这个绝佳的地理位置，开埠后的上海，很快成了全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各国洋人纷至沓来；成千上万的华夏同胞也怀揣淘金梦，汇聚到上海滩，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最多的时候，上海有15万侨民。

　　随着租界的建立和各色人等以及西洋新事物的涌入，上海很快建立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并且立即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上海就成了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

　　上海的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上海什么菜系都能卖得走，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渝信川菜上海店的总经理焦亚利说。

　　《新民晚报》主任记者李葵南说，现在上海的机关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带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上海现在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内环线以内住的是说英文的，内环线和中环线之间住的是讲普通话的，而外环线外住的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主要指中心地段的老城区居民拆迁到郊区）。

　　25岁的小黄（贵州人）去年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了一个台湾人的公司工作。现在，小黄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四种语言：普通话、贵州话、上海话、英语。据统计，上海1900万人口中，来沪半年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像小黄这样已经取得上海户口的外地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因小说《蹉跎岁月》、《孽债》而为人们所熟悉，最近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叫做《上海日记》，写的是来自贵州农村的全小良——一个新上海人——逐渐融入这个大都市的过程。叶辛说，在那些想要进入这个城市的人眼里，上海就像天堂，一切都是好的。“但慢慢地他们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也会怀念那种田园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叫他们回去，他们又绝不愿意，而情愿在这里挣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前途和未来都在这里。”

　　上海排外 实则排土

　　在上海，也许你会觉得，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却又保持着一定距离。对此，许纪霖说，这和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有关，因为它容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少了点人情味，但上海人的公益心却是很强的，比如说街上有小偷，大家都会帮着抓。”

　　尽管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但另一种印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同样根深蒂固，那就是上海人的“排外”。曾经一度，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称为“乡下人”。这个带着轻蔑意味的称呼，深深刺痛了除上海以外的全国人民的心。

　　葛剑雄说，所谓上海人的“排外”只是解放后日渐封闭的后果。一方面，上海的精英外迁（如北上北京，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援东北，六十年代支持大三线建设）；另一方面，一些南下干部、退伍军人都来到上海，但只有进来，没有出去——由于缺少自由迁移，上海人越来越封闭，以致自以为是。但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又逐渐敞开了它的怀抱。

　　许纪霖说，上海人不是排外，而是排土。因为上海人觉得自己是文明人、现代人，所以就看不起不文明的、土的人。但上海就不排老外，甚至崇洋媚外。他们也不排斥外地精英。“我们开玩笑常说，上海的社会结构是上海人在中层，上面是外地来的精英，下面是民工。”

　　叶辛说得直截了当：“因为它海纳百川，所以你必须力求卓越，否则就只能被淘汰。”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会算计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是一种生存能力。

　　焦亚利说：“上海人很精明，但也规范，什么都要用合约形式，就连中介带你看房子，也要签个合同，他们喜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叶辛说，重庆人、贵州人是“烧酒一瓶，什么都行。”但上海人就是在酒桌上也要算清楚。“但一旦他答应了你什么事情，上海人一般都会做到，不像北京人答应你什么千万不能信。这一点商人体会太强了。”许纪霖说。

　　对于习惯了见人就叫“兄弟伙”、豪爽不拘小节的重庆人来说，上海人的“冷淡”、“算计”显然是批判的对象。但转念一想，上海人的这些特点，不也正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下的最好道德吗？

　　上海重庆 长江首尾

　　身处长江入海口，上海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据记载，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占据了全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其项背（上海占63％，广州占13％）。

　　上海的这种区位优势，显然是重庆无法比拟的。重庆是座山城，山给人的印象，除了雄奇秀美之外，便是闭塞与落后。但幸运的是，重庆还有一条长江通往大海。

　　许纪霖说，重庆从历史上看是封闭的，因为属于内陆；但它又曾经是陪都，并且位于长江上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开放的。封闭和开放，形成了它复杂的一面。比如重庆人，就有温柔的一面，也有麻辣的一面。

　　葛剑雄说，重庆相对四川而言有更好的开放条件，因为它面向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历史上还几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湖广填四川。其中当然也可能有上海人，但那是很偶然的。

　　重庆和上海的第一次密切联系，发生在上海开埠以后。作为主要的外贸港口，它不仅辐射到长江三角洲，而且沿长江向上游辐射，一直到重庆乃至宜宾。

　　葛剑雄说，此时的重庆恰恰又是四川省乃至大西南的出入口，云、贵、川的猪鬃、桐油等物资，都是通过重庆沿江而下，再到上海变成出口物资的。同样，四川的陈毅、朱德、杨尚昆、邓小平等革命领袖或工商巨头，也都是从重庆顺流而下，再从上海出国留学。这些人到了上海，看到上海的发达，自然要学习和模仿。这一阶段上海对重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影响也是最大。

　　第二次则是“陪都”时期。“虽然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内迁，但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上海，所以实际上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内迁。”葛剑雄说，上海的内迁对重庆的影响是冲击性的，它奠定了重庆现代化的基础。

　　第三次是大三线建设。规模虽大，文化上的影响却最小。因为它是政治性的，不是自由的，那些厂多为军工企业，并且多数迁到了山沟里，脱离了群众。

　　直辖重庆 任重道远

　　人来人往，难免比较乱。但乱也未必就是坏事。葛剑雄说，五方杂处，文化才能发展和发达。人的类型如果比较单一，文化就发展不了。所谓乱，恰恰意味着多种文化的碰撞。这是由重庆的历史、交通、环境决定的，即使不建陪都，没有当时的人口大迁移，重庆也仍然是这种类型。

　　“海纳百川对于文化发展是最有利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开放，要有竞争，当然政府也要保证竞争的规范，上海的租界就带来了比较规范的现代化制度。政府也应鼓励人口流动，吸引高素质移民。”

　　葛认为，重庆也不能“吃老本”：从抗战以后到现在，重庆再无有规模、影响大的移民进入；也多元化了，重庆人是热情豪爽的，文化包容性也强，但吸引高素质的外来人才，不能仅凭热情，一定要有让其施展才华的舞台，否则人来了也留不住。记者杨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