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两年卖淫390多次 代表建议一律收治

　　艾滋病患者两年卖淫390多次

　　刘晓英代表建议：对艾滋病吸毒人员一律收治

　　特派记者 邹爱华 胡信锋 杨晓娴 通讯员 梁斌勋

　　本报北京3月14日讯 “对吸毒成瘾人员一律进行戒毒脱瘾治疗，对戒毒后复吸人员一律劳动教养，对携带艾滋病毒等特殊吸毒人员一律收治。

”今日，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刘晓英提交《关于请求加大对吸毒人员加强管理的建议》，呼吁公安、卫生、司法等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艾滋病等特殊吸毒人员的收治工作。

　　吸毒人员8成有传染病

　　“吸毒人员以贩养吸、以盗养吸、以抢养吸、以骗养吸、以娼养吸现象严重，是诱发其他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温床。”刘晓英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在诈骗、盗窃、抢劫、勒索等犯罪活动中，70%是吸毒人员所为。

　　与此同时，毒品问题极大地危害了群众的身心健康。截至2005年9月底，在国家累计报告的13563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在40.8%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居艾滋病传播途径之首。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80%患有各种传染病。

　　刘晓英代表以岳阳市岳阳楼区为例，向记者说明携带艾滋病吸毒人员的危险。据不完全统计，岳阳楼区目前身患重病、不宜收押的吸毒人员已有100余人，确诊为梅毒、脉管炎、艾滋病的占70%，收押过程中有自残行为的占40%。吕仙亭办事处辖区有20个涉毒重症病人，31岁的女艾滋病患者张某与同是吸毒人员的尿毒症患者邓某同居，由于生活难以维持，张某两年卖淫390多次。

　　加快艾滋吸毒人员收治力度

　　“解决毒品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毒品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易反复性决定了禁毒工作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我们一定要解决。”刘晓英代表说。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要求，对吸毒成瘾人员一律进行戒毒脱瘾治疗，对戒毒后复吸人员一律劳动教养，对携带艾滋病毒等特殊吸毒人员一律收治。但是，目前很多地方都不具备收治条件。这部分吸毒人员散落社会，危害严重，有的公开贩毒，有的从事卖淫等违法犯罪，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已成为一个高危群体，就像烫手的山芋，丢不得，拿不得。

　　因此，刘晓英代表建议公安、卫生、司法等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艾滋病等特殊吸毒人员的收治工作。

　　与此同时，刘晓英代表表示，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去努力是难以完成的。目前，我国禁毒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各级禁毒委，禁毒委由若干成员单位组成，日常办事机构是禁毒委办公室，即公安机关禁毒部门。

　　以岳阳市为例，该市禁毒委由市委宣传部、检察院、法院、司法、卫生、工商、教育、财政、国家安全等26个单位组成，市禁毒委办公室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个机构阵容看似强大，但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公安机关唱独角戏。“由公安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去协调其他处级职能单位，这们的体制显然是不顺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刘晓英代表认为可以借鉴上海、浙江、云南等地，将禁毒办设在政法委，或在政府设立常设机构——禁毒指挥部，直接领导组织禁毒工作的开展，公安机关专司辑毒破案职责，集中精力打击涉毒违法犯罪。

　　专家观点

　　艾滋病患者管理存在法律真空

　　记者 邹爱华

　　针对刘晓英代表的建议，记者14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孙利军博士，申博士表示，这一事件凸现我国在对待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涉嫌违法犯罪问题上存在法律真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不予收押。即使患者被判有罪，也不会入狱，只会保外就医。于是，对作案的艾滋病患者，看守所不收、劳改场所不收、监狱不收，法律在这儿存在真空，警察自然就无法处置身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

　　孙博士忧心忡忡地说，艾滋病患者犯罪也无从监管，已经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它使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杭州警方在一次反扒活动中曾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有5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对这5人警方当晚无奈释放。而这些人继续浪迹社会，危害公共安全。

　　其次，当艾滋病患者知道法律奈何不了他们时，更加放纵，甚至把艾滋病作为“护身符”，肆无忌惮地危害公共安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过艾滋病患者拿着带血针头抗拒警察的事件，法律的尊严受到严重挑战。

　　为此，孙博士认为：“对于个别放纵自己、继续作案、死不改悔的艾滋病患者，法律也不能拿他们无奈，有关方面必须尽快出台相关办法、制定相关法律，以保护公众利益。”

　　“警察之所以放人，是因为没有地方关押他们。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为了防止群体感染，对患者的关押需要较为特殊的场所。”孙博士根据我国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管理模式：可以在全国分中南、华北、华南几个大区，一个区集中设立一个关押点，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在传染病医院里专门建立一个传染病人违法犯罪的治疗关押场所，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据了解，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设立专门收押携带艾滋病毒犯罪分子场所的尝试。

　　2003年10月，湖北武汉市公安局监管处为了羁押一名长期进行盗窃犯罪的艾滋病扒手，在武汉市郊区某地投入7万元，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羁押点。与此同时，浙江杭州市也建立了专门针对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的关押点。此外，浙江省还在该省监狱医院设立了专门收监患艾滋病罪犯的病区。

　　相关事件

　　艾滋针敲诈管理困局

　　记者 邹爱华

　　2006年10月上旬，衡阳市一报料人拨通记者电话，称衡阳市珠晖区广东路附近有人持“艾滋针头”实施敲诈。记者闻讯于10月1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前往衡阳调查，结果发现，敲诈者中确实有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而且这帮人已在这一带实施敲诈达两年之久。

　　记者就“艾滋针头”敲诈事件采访了衡阳市广东路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令记者颇为吃惊。

　　早在2006年2月14日，广东路派出所就抓获过一名对过往路人实施敲诈的吸毒妇女，名叫笔旗（化名）。她以故意撞人的方式，反向受害人索要“医药费”，并拿出“艾滋针”威胁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拒绝，她就用“艾滋针头”刺向对方。曾有一名受害人被她连刺了3针，所幸的是，经医学检查，这名受害人并未因此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笔旗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后，态度极其恶劣，声称自己身患艾滋病，警察也不能拿她怎么样。经检测，警方确认笔旗的确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按有关规定，只好对她作出监视居住的处理。

　　对辖区内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广东路派出所的民警一般都能说出每个人的姓名、体型特征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然而，面对这类犯罪嫌疑人，警方遭遇了三大尴尬——

　　尴尬之一：抓捕难。这类犯罪嫌疑人抓住外地旅客赶时间、怕麻烦、孤身无援等特点，一旦作案得手，马上作鸟兽散。而报警的人，往往也是旁观者，所以很多时候，当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时，当事双方都已离去，民警扑了个两头空。

　　尴尬之二：处理难。广东路派出所教导员唐湘衡对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名字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每个人的形象特征、相互间的关系，但他常有无奈的困惑：“对这些染有恶性传染病的吸毒人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打击处理手段，戒毒所、劳教所、看守所均不接受，所以我们总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据了解，警方现在对“笔旗”们通常采用的处理办法就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而对于类似事件，警方除了加强巡逻进行预防外，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尴尬之三：确认难。犯罪嫌疑人自称身染艾滋病，那就只能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进行相关检测予以确认，在确认之前，“放也不能放，关又不好关”。然而，因艾滋病检测结果涉及公民隐私权，因此，到疾控中心做检测，以及调取检测结果，都必须犯罪嫌疑人本人到场，否则，即便警方持有《调查证据函》，疾控中心也不会提供检测结果。这便出现了警察花钱“请”犯罪嫌疑人去疾控中心配合取证的真实笑话。

　　比如笔旗，当初被送到疾控中心做完检测后，警方凭《调取证据函》也无法获得检测结果，最后只好花了200元“劳务费”，请她本人到疾控中心，才打出证明，然后才为她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解了警方“放也不能放，关又不好关”之苦。（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