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现状

　　十二年告日本，告出了什么结果？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现状

　　□本报记者 南香红

　　□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

　　五十年前的

　　黑暗现实被掀开了

　　历史肯定会将这些镜头定格：

　　1995年，须发皆白一身瘦骨的耿谆将一份厚厚的起诉书递交到了东京地方法庭，状告日本企业鹿岛公司的迫害和强制劳动；

　　1996年，中国律师康健，一手牵一个小脚的中国老妇走下东京机场的舷梯，她们是站出来状告日本政府的慰安妇。

面对闪烁的照相机、摄像机，康健附在紧张得浑身冰凉的老人耳边悄悄说，他们是记者不是鬼子，不用再怕他们了。

　　1997年，王选一身青衣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上，发出了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人体实验、毒气弹、细菌战……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在中日战争结束五十多年后被重新提起，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成为被告被推上了法庭。

　　“我们的对日诉讼就像炮弹爆炸一样，一下炸了起来，把五十年前日本战争犯罪的黑暗事实全都给掀了起来。”康健说

　　“历史有时候是看得见的。”王选说她看见了活生生的历史，这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劳工、慰安妇、鼠疫感染者、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的悲惨经历拼接而成的，伤口还没愈合，鲜血仍在流淌，它不容篡改，不容抹杀。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将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中国人晚到了十多年

　　1991年8月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公开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7件诉讼。1996年，日本全国律师协会号召律师们帮助亚洲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索赔诉讼。当时的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就是后来的细菌战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至此亚洲各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提起的诉讼达八十余件。

　　中国人相比韩国人、菲律宾人来晚了十多年，但中国人一旦来了便势如潮涌不可遏制。

　　相比日本的右翼势力，日本和平运动是一股非主流的力量，但正因为有这股力量的存在，在日本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首相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伤害亚洲人民感情的事件中，让人感受到正义良知的光彩。

　　“每次参加活动都是要捐款的，一个信封从前面传到后面再传到前面，每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往里放钱。捐款不留名。最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募捐到多少钱。律师到中国实地调查费用、受害者到日本出庭的费用、制作宣传物、组织集会、办展览的费用都是这样捐出来的。”每每说到这些，康健都为日本市民的默默无声的支持而感动不已。

　　“开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旁听席尽量坐得满一些，要显得‘人多势众’，这样就要四处去联络人，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一个法庭，有76个座位，按理每次至少需要有40－50人来参加旁听，这些人都要一个个找来；开庭后有人把写着标语的牌子发给每个人，两块标语牌用绳子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身前身后都是标语，于是开始游行；大雨天，传单发完了，他们就特高兴，当我想请他们吃顿午饭时，一转眼他们却都不见了。”王选说，这些人有教师、有律师、有家庭主妇，也有学生，正是这些日本民众的数十年默默努力，才使战后补偿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孤独的民间力量

　　面对日本，这群人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中国战争受害者。但在中国他们没有经费，没有组织，甚至不能注册成为一个民间团体。他们各打各的官司，互相之间没有携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孤独的一群。

　　在多年的采访中，记者接触了不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原告们，感觉他们在国内得到的支援很少，倒是日本律师免费为他们打官司，提供了很多帮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们曾给记者写信，信中说：“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活化石’，70岁以上的占84．4％，每年要死去20人左右，十年后大约只会有三分之一的人生存。我们生活贫困得多，到东京来诉讼很困难，能否代为寻找免费的住宿，能否指点一下便宜的大排档……”很多来日的原告连路费都是借来的。但东京这个高消费的都市，实在没有免费的住宿之地。后来还是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给他们提供了帮助。

　　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和重庆大轰炸进行辩护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每次总是在家中热心地接待来日中国的受害者原告。

　　“我24日一早6点动身从姬路家（王选在日本租的房子）到东京，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楼的桌子上。从神户出发，单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户的路费一共5000日元多一些，坐一个晚上。坐新干线来回要3万多日元，3万日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在家里的伙食费，我家一个月房租的一半，太贵了，我无力负担”。这是王选写给一个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她每次到东京，嫌旅馆太贵，都是睡在一濑律师的办公桌上；晚回家不坐直达的车，这样可以省钱。而王选十年用于来往中国和日本出庭的交通费，有人算出是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是王选自己掏腰包。

　　3月3日下午，日本民间支持西松诉讼中国受害者的集会在东京举行，只有广岛的地方报纸《中国新闻》对此事做了报道。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则对记者表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到了决战关头，希望民间之外的力量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该表态时要表态，国内媒体也应该多为中国二战受害者而呼吁。

　　一个民族

　　应该和必须做的事

　　如果仅从诉讼的结果来看，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案件大都败诉，但前日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对十几年诉讼的最好总结：“日本战争侵害的事实被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法院是有权威的，经过法院认定的事实意义非常重大。日本法院通过绵密的调查确定的事实，是日本政府再也不能掩盖的了。而此时政府的姿态就显得非常卑下，在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没有觉醒，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很羞耻。”

　　在中国，土屋公献所说的通过民间对日诉讼所产生的对历史事实的揭露被学界认为是“修补历史的黑洞”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感慨复原历史的艰难，他说，中国当时处于战时，户籍散乱，军人的死亡还好办，民众的受难情况很难统计，对日民间诉讼强烈刺激着中国拿出一个比较靠得住的战争受害调查。

　　“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和必须做的事，”徐勇说。

　　所幸，中国已经有人在行动。

　　在中日正义力量的数十年努力下，一道道曾经不可逾越的高墙被突破，从不受理诉讼，到虽然受理但草率判决再到必须认真核实事实反复法庭较量，再到不得不认定事实，日本法院已经用尽了司法所能够行使的权力，现在中日双方面临的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何看待那场战争，是否愿意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王选语）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对日民间诉讼永远没有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