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3·15”，正值全国两会召开之时。民生问题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而消费问题就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如何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言献策———王炜代表：剪断销售利益链是降低药价虚高的关键
“目前，我国药品经营，从审批到生产、定价再到销售，环节多，秩序乱，链条长。这种畸形而漫长的利益链是药价虚高，并造成群众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王炜深有感触地说，剪断销售利益链是降低药价虚高的关键。
王炜介绍说，宁夏从2005年开始实行药品全区集中统一招标，统一价格，统一配送，并建立了统一药品招标采购制度。面向全国厂家招标，搭建了企业与医疗机构间药品购销的直通车，降低了药品价格。
去年全区城市社区，乡村医疗机构药品价格总降幅为48.76％；市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总降幅为40.68％，两项累计给群众让利2.57亿元。王炜针对宁夏剪断药品销售利益链的情况说，一个药品最终到医院，要经过全国总代理、大区代理、省级代理、地区代理，再到医药代表，最后到医院。药厂获利，销售企业获利，医药代表获利，医院销售获利，医生开单提成获利。利益链如此漫长，患者便得到了昂贵药品。尤其是药品代理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药品市场的经销权，许多批发企业仅起到了药品中转和开发票的作用。流通批发环节的利润被许多代理商群体拿走，药品的批发环节利润远远高于生产环节。
王炜建议，各地应坚决推进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高值医用器材及其他常用医疗器材逐步纳入集中招标采购。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药品定价体系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医用器材专营、专卖制度。科学核定成本，确定药品和医用器材的价格，并实行统一配送，统一零售价格。
周屏代表：电信计时计费装置应实施第三方监督
近年来，电话计时计费装置的计量监管问题备受争议，受到消费者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周屏提出，应对电信运营商的计时计费装置依法强制检定，并实施第三方监督。
周屏向全国人大提出的这份建议中指出，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曾明确通知，将用于贸易结算的电话计时计费装置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要求对其实施强制检定；而信息产业部在2003年的一份批复中明确提出“电话计费系统不是计量器具”。两部门的不同意见，焦点实际上是电信计时计费装置的监督权、管理权、检测权的归属问题。
周屏认为，电信企业是垄断性质企业，广大消费者关心的是市场行为的“公平、公正、公开”。他们如果对电信计时计费装置的准确性有异议，应到哪里去投诉呢？找物价部门，物价部门没有技术手段；找质检监督部门，没有电信运营商的配合也无法进行检测。电信企业说，“有疑问可以直接找我们查话费清单”，但这种自我检查令消费者无法信服。因此，建议国家协调信息产业部、质检总局，对电信运营商的计时计费装置依法进行强制检定，并实施第三方监督，以取信于民。
杨敏代表：尽快用法律保障消费者的餐桌安全
民以食为天，餐桌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杨敏呼吁，尽快制定《食品安全法》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原四川资阳市政协副主席杨敏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工业废弃物排放量急剧增加，农用化学物的大量使用，人为造假掺“毒”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我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近20部相关法律，再加上部颁规章和地方法规，构成了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框架。然而，我国食品安全的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近年来，劣质奶粉案、毒酒案、毒大米案、瘦肉精、苏丹红等事件，使老百姓对餐桌安全心存疑虑。
杨敏认为，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除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消费者鉴别能力不强之外，还应该归咎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仍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法律体系不完整，我国目前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大都是部门法，缺乏一部综合性的《食品安全法》；二是监管制度和内容不全面；三是惩处力度不够；四是要素多有重复；五是职责不够清晰，例如食品从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分别由不同部门监管，责权有所交叉。她认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启动这一工作。
傅勇林代表：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如此触目惊心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傅勇林调查认为，管理部门、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标准三方面原因造成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一个问题是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职责不清、管理重叠。傅勇林认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权限主要分属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近10个部门，不同部门仅负责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所形成的多部门管理格局，无法规避职责不清、管理重叠和管理缺位、越位等问题。
他认为，这种现象更多是现行体制造成的。这种由一个部门来综合协调，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仅仅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宜之计，应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尽快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另一个问题是法律体系缺少系统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近20部法律和近40部相关行政法规，还有近150部规章，但都只对食品质量、食品卫生等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加之是分段、分部门立法，条款相对分散，调整范围较窄，不能充分满足目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傅勇林认为，从总体上看，这种缺乏系统性、统一性的法律体系，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同时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再一个问题是食品安全标准“政出多门”。目前我国食品相关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而国家标准又分为食品卫生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标准之间交叉、重复时有发生，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也不尽相同，得出的检验结论也就不同，还有一些产品根本没有标准，给执法带来难度，也影响执法的严肃性。各部门按照自己的标准对企业的生产过程或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进行检验和监督执法，企业感到无所适从。
傅勇林呼吁，应从厘清政府部门职能、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统一食品安全标准等几个方面入手，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破解食品安全难题。
孙诚谊代表：降价为何治不了药价虚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连续20余次对药品进行降价，但价格过高现象依旧，原因何在？”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孙诚谊给记者分析了个中原因。
孙诚谊代表说，国家一旦降低医院的药品零售价，造成医院利润降低，医院往往会对这种药品没有积极性，转而到市场上寻求可以替代的同类药物，而厂家也会迅速生产可替代产品，造成降价名单上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还有一些药品生产企业的对策是，适当调节一下药品的成分，药品的化学名称就变了，也不用降价了，有的产品甚至可以借新药的身份提高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屡屡降价而药品价格依然虚高的原因。
为此，孙诚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改革医药流通体系。流通层级多造成到患者手里的药价层层加价，应进行医药流通体系改革，可以从资质管理入手，提高医药流通企业的准入门槛，发挥国营主渠道作用，减少流通环节，允许药品生产企业向医院直销。
二是医院实行医药分开。公立医院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由于政府的补偿机制不到位，医院已经习惯靠药品支撑经营和开销。有的医院药品收入几乎占到业务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药品的进销差价是医院确保盈利的重要来源，造成以药养医现象。建议国家通过卫生主管部门选择一些医院实行严格的医药分开试点，对这些医院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偿，试点成功后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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