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记者会背后的故事:吴小莉两次成为提问者

　　对于每年有机会参加人大会议总理记者招待会、近距离感受总理风采的记者们来说，是幸运的。

　　对于每年有机会现场向总理提问、并感受总理为民情怀的记者们来说，更是幸运的，因为在几百名与会的记者中，只有十几位记者才能获此殊荣。

从2003年至2006年，4年53名记者得到了这一宝贵的机会。

　　这场一年一度被称为“春之约”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今天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以前参加过记者招待会并有幸向总理提问的记者，他们当时在现场的所见所感是什么？那就让我们随着这五位中外记者的思绪，一起倾听记者招待会背后的故事。

　　两次幸运地成为提问者

　　一提起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记者们会马上想到，1998年记者招待会上，她被朱镕基总理点名提问的情景。第二天，香港媒体提到吴小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优异表现时，将她形容为“一个让香港股市上升了300点的女人”。

　　原因是，当年她提了对香港金融风暴，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总理当选后立意改革的心路历程等问题。当时，朱总理支持香港的表态让当天的香港股市狂涨300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只有15名记者获得向温家宝总理现场提问的机会，吴小莉又一次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她是第14个提问。

　　为了能让现任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讲述一下当年的经历与体会，本报记者从3月10日开始联系采访吴小莉。直到3月14日下午，她办公室的同事发来短信，说吴小莉由于连日忙于两会报道和录制节目，抽不出时间回复采访问题。

　　从记者搜集到的资料看，对于两次向总理提问之事，吴小莉曾多次谈及。

　　谈起1998年被朱总理点名提问时，吴小莉说，得到总理点名其实不是偶然的。当时，为了保证能顺利向总理提上问题，凤凰台的记者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当天，凤凰台不但提前4个多小时派了几个记者来到现场排队。为吸引注意，记者都选择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其中3个坐在第一排。因为担心别的媒体把问题都问了，他们还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她还说：“朱总理精彩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他坚强的一面和温情的一面。”

　　“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数据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数据您认为是最为可喜的？有哪些数据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这是4年前吴小莉提问温家宝总理的问题。

　　谈起2003年向温总理提问，她说：“为了准备采访温总理的问题，你不知道我问了多少他的朋友啊，碰到人就问，因为他们两个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总理。最后我问了自己设计的那个问题，温总理的大脑真是COMPUTER(电脑)，对那么长的数字都记得一清二楚。”

　　“一个好问题的诞生其实是有难度的，必须多做案头工作，依靠新闻敏感度找到你想提问、对方又想回答的问题。”这是吴小莉的体会。

　　郭亮

　　会上细节记忆犹新

　　对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时过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记者郭亮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场景。那次共有15名记者获得了提问的机会，她是第11个提问的人，她向温家宝总理提的问题是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怎么才能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理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学》中的一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抒”，他还说“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我还记得总理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郭亮自豪地说。从1998年开始，郭亮几乎每年都参加两会报道，并且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会上的一些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比如，每次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总理都会主动走到台下与记者们握手，有的记者就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向总理提问；又如，几乎每次都会延时，就是为了多给记者们一些提问的机会。

　　郭亮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给境外记者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今年发放给记者的750张请柬中，我国港澳台地区记者200张，内地记者200张，而国外记者占了350张。

　　在记者招待会上，郭亮说她感受到总理说话的语气都有自己的风格，几乎每句话都有分量，很自信。

　　翟伟

　　回答我的提问费时最长

　　“问得深刻，答得坦诚。一问一答之间，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两届总理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这是翟伟两次向总理提问之后感受最深的一点。

　　作为新华社记者，他先后参加了九届、十届全国人大的采访报道，曾在2002年和2004年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分别向朱镕基、温家宝两位总理提问。

　　“请大家提问，分秒必争！”翟伟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朱总理的幽默开场白，让800多名中外记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2002年，翟伟第二个获得宝贵的提问机会。他的问题比较“刁”，是关于财政赤字是否会给我国造成财政风险的内容。这个提问一下“激”起了朱总理回答的兴趣。

　　“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朱总理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招待会结束后，我发现，在总理回答记者的所有问题中，这个问题费时最长，篇幅最多。”翟伟说，可见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到位，总理认为很有必要进行阐释。

　　2004年，翟伟第三个站起来向温家宝总理提问。他一口气向总理提了两个问题。温总理笑着说：“你违反规定，问了两个问题。”

　　翟伟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一个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翟伟均是有感而发。

　　翟伟回忆说，那一年的两会前，他在外出采访途中，发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民工向有关部门反映，往往不容易得到回音。

　　翟伟说，总理虽然提醒我，一个记者只能问一个问题，但他还是语带深情地说：“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想回答，但是我用很简短的话来回答。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

　　“两届总理回答记者提问，语言风格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信、深情、爱民。”翟伟说。

　　朱总理个性化的语言如：“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地雷阵”、“死而后已”等令人印象深刻。翟伟说，很多记者在会场情不自禁地给总理鼓掌。

　　温总理温情、博学、爱民的风格使他的语言平实朴素，更增添了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生长在战乱之中，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使这位共和国总理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翟伟说，温总理经常引用一些古典诗词，抒发自己的爱国爱民情怀，让老百姓与人民总理的心贴得更近。

　　吉冈桂子

　　为醒目特意穿上红衣服

　　吉冈桂子，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本报记者连续四天不断向吉冈桂子的助理小刘和小于寻问吉冈桂子是否有空时，每次得到的回答，不是“她正在打电话”、“她正在写稿”，就是“她出去采访了”。

　　今年两会首次允许外国记者直接采访代表、委员。吉冈桂子想抓住这个机会，多采访一些代表、委员，每天都不停地采访，不停地写稿。难怪连她的助手们都说“她可敬业了”，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吉冈桂子是从2004年开始报道中国两会的，今年是第4次与会。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她连续参加了3次。2005年有了一次向温家宝总理提问的机会，她是第7个提问者。那天，她也穿上了红衣服。

　　据统计，这次共有12位记者得到了现场提问的机会。

　　吉冈桂子回忆说，那次她就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日关系的，另一个是关于能源和环境的。关于中日关系，她的问题是：有人说，先是“政治冷，经济热”，现在是“政治冷，经济也冷”，问温总理怎么看待这个情况？中方对日方的期待是什么？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温总理回答得很谨慎。她说她提了两个问题，但总理只回答了一个，自己觉得比较遗憾。

　　当记者问她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有什么体会时，她说，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当记者问她今年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得到提问机会的几率多大时，她认为不会太大。

　　施维

　　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光

　　在2006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共有12位中外记者提问，农民日报社记者施维是第一个获得向总理提问的人。

　　施维提的问题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据当年在现场的记者描述，当施维提问时，会场上闪光灯频闪，形成了道道光彩，而且各种照相、摄像设备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就像一部“大合唱”。

　　施维从2005年开始报道两会，当年报道政协，2006年是她第一次参加人大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近距离地与总理接触。谈及这一次提问，她说“真的是很幸运”，幸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己第一个提问，二是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2006年，为了能获得现场提问的机会，她特意穿了一件黄色衣服，很是醒目。为了吸引“新闻官”的注意，她举手时有意握着一份《农民日报》。对那次提问的场景，施维至今仍念念不忘。

　　她说，当时温总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接着详细谈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层次的三点考虑。当记者们听到温总理最后说要“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时，现场立即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据她回忆，虽然招待会的预定时间早已过了，但为了让更多的记者有机会提问，温总理曾两次说“再增加两个”，这样加在一起就有4名记者有了提问的机会。尤其让她印象深的是，当两名记者先后提问后，温总理还幽默地说：“大家见我一面也很不容易，如果大家不饿的话，我就再增加两个问题，一个给外国记者，一个给中国记者。”于是，中央电视台王小丫有幸成为最后一个获得向总理提问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