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播室：2007年2月2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22次药品降价令，降低了27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降价总金额达50亿元。但是这样一个针对药价过高，让病人受惠不浅的降价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发了一些厂家集体停产某些救命药，导致医院缺货。广东54家药企更是联名上书，反对降价。十年来类似情况屡屡发生，被人们称为经典药品“降价死”现象，那么“降价死”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人们十分关心的药品价格到底能否降下来呢。
周福根的老伴：这个药，终归口袋里要装着，跑难听一点，到厕所要装着，跑到外面也要备着，跑到哪里都要带着。
周福根：假如我发生心绞痛，含一粒，二十秒左右就好了，就缓解了。
这位老人名叫周福根，今年64岁，10年前因突发心急梗塞，做过心血管支架手术，他和老伴说的一刻都离不了的药，就是“救命药”硝酸甘油。可就是这个“救命药”，从去年5月开始却怎么也买不到了。
周福根：（当时）我到六院，八院，还有漕河经地段医院，包括我们社区的卫生站（都没有药）那你当时有没有问医院为什么没有这个药品？他们说，我们买不到啊，进不了货啊。
为了应急，医生就让周老伯用同类药品“消心疼”来替代，但是周福根用了之后，却感到效果还是不如硝酸甘油。情急之下，他辗转找到了硝酸甘油生产厂家——上海信谊药厂。得知因为进不到原料等原因，硝酸甘油确实曾经停产，但是后来已经恢复生产。听到这个消息，周福根满怀希望来到医院，可是医院的答复依然是硝酸甘油缺货。而此时，周福根已经有六个月没有买到硝酸甘油了。
周福根老伴：当时他说（硝酸甘油）开不出来，我不要着急死了。
周福根：（医院）他们说你要进什么药就进什么药？但是这个硝酸甘油是救命药？我是跟他们说，这个是心脏病人的救命药啊，这么大个医院没有，医院怎么会买不到急救药呢？我不知道，他就说进药的渠道不一样。
后来，一些医院总算又能买到硝酸甘油了，但是，心有余悸的周福根和老伴，现在依旧在发动亲朋好友四处打听，不管是大药房还是小药店，也不管是上海产的还是外地产的，只要见到硝酸甘油就买。现在周福根在家里已经存了八瓶硝酸甘油，有北京产的，也有山东产的，还有上海当地产的。他们被这“救命药”停产吓怕了，总觉得多备着点心里才踏实。而这个硝酸甘油，就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第21次药品降价、限价目录里。
周福根老伴：着急的，药没有了，发病发起来吃什么药，没有药吃。
记者串场：
但是这常用的“救命药”是怎么遭遇停产的呢？事实上，从1997年至今，国家已先后22次对药品价格实施降价或者限价，降价金额500多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几乎每一次降价之后，总有一些经典老药从此淡出市场，甚至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而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是哪些环节，过滤掉了“降价令”应该带给老百姓的好处呢？
2007年2月28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自1997年以来的第22次《关于药品最高零售价格通知》，通常被人们称为“降价令”。它降低了27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这本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受益的事，但是怪现象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最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医院的药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皋林：对278种药品进行了降价，那么目前，比如说前段时间霍林心安，还有心血管病人用的硝酸甘油，还有白蛋白，像类似这样的药品的话，由于药品调价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采购起来比较困难。
刘皋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他介绍说，这次“降价令”之后，除了上面他讲的一些常用药外，反应最明显的是一种名叫辅酶A冻干粉的针剂，因为全国有70多家药厂集体宣布停止生产，一度导致全国范围内各家医院全线告急。除此之外更有广东54家制药企业联名上书反对降价，这些企业认为“60粒辅酶A冻干粉只卖5角钱，用面粉做也不止这个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皋林：现在（流通）市场上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品了。
辅酶A冻干粉是一种能量合剂，是治疗肝病、肾病比较常用的辅助药物。在发改委这次颁布的降价令中，一支100单位的辅酶A冻干粉，最高零售价格从原来的1块8毛3跌到了4毛1。那么这样的降价幅度对于厂家意味着什么？停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2007年3月14号，在多次沟通之后，辅酶A冻干粉的生产企业之一，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如果说有市场需求的，我们都是愿意生产的，我们药厂生产就是为了把药卖出去，只要它还能给工人工资打得出来，我肯定做的。连工人工资都打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没法做。
对于此次辅酶A冻干粉生产厂家集体停产事件，信谊药厂表示这纯属无奈之举。据介绍，辅酶A冻干粉原来使用安瓿瓶，一支药的包装成本只有三分钱，但自从2002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改用西林瓶后，这个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包装，我们一个瓶子就要卖6毛钱。一支生物药品整个生产过程要3个月时间，经过7到工序才作出一个药品，它（发改委）给我4毛1我怎么做？那么这样的话我除了停产没有别的办法。
陆培康总经理告诉记者，药厂的利润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丰厚。尤其是一些传统的经典老药，几乎无利可图。在他看来，即便按照辅酶A冻干粉的原价每支1块8毛3计算，国内绝大多数生产企业也不过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因为这些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前）定的价格了，它一直没动。
那么，国家发改委为何如此定价呢？记者多次和有关主管部门联系采访，但是目前尚未得到回应。事实上，上海信谊制药总厂为此特意赴北京和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希望针对药品工艺改善以后的实际情况，对辅酶A冻干粉的定价重新考虑，为此，国家发改委采纳了上海信谊制药总厂的意见。
采访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发改委通情达理，提价了，认为不一定完全清楚。
。
辅酶A冻干粉的事情让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单靠药品降价和单纯地对药厂进行限价，能否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次药品降价、限价所产生的巨大风波，让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医药整个行业，人们想知道，在屡次降价以后，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下一步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皋林：为什么降这么多次，品种这么多，幅度这么大，这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还不满意？说明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药品。那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流通中间环节太大。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一般来说是通过省级的商业单位，还要通过地方的商业单位，地方的商业单位再进入到医院的商业单位。每一个批发过程都要有一个扣率。
记者：大概扣率多少？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一般我们都是在6%—7%左右。
记者：那国家一旦降价的话，那你这个流通环节的扣率会减少吗？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减少不下来，减少人家没法做。
信谊制药厂每年都接到几十封来信，内容都是反映一些常用的救命药根本买不到，但对于厂家来说，他们也是有苦难言。例如他们厂生产的地尔硫卓，是治疗高血压和心绞痛的。在国家发改委新近发布的降价令里，这种药的最高零售价是9块4角。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经理陆培康：原料成本3块8，那么我的制造成本2块钱，那么就是说完成这个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就要5块8，那么我现在实际上是6块钱卖出去。
很明显，生产药厂的盈利只有区区两毛钱，而其余3块4的利润则被众多药品流通环节和医院共同蚕食。（图版）一种药品从生产厂家出厂后，一般要经过省级代理（医药公司）、地区或市级代理（医药公司的子公司）、县级代理（医药公司的孙子公司）、医药销售代表、医院药剂科等多道环节才能最终出现在医院药房的药架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皋林：在西方的话，（药品销售环节）它是哑铃型的，美国每年的药品销售量占世界的60%，它就是12家这样的（药品流通）公司。我们全国大概有12万家这样的中间公司。（药品销售环节）中间粗，两头细，就像马桶一样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一般情况下，每一道药品中间环节都会在自己的进价基础上加价6%到8%才会进入下一个环节。而这两年被人们诟病的商业贿赂、药品回扣，也正是出现在这些环节中间。而当药品最终进入医院后，医院则要在进价基础上再加价15%。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孙宝贵：那么这个利润是国家有关部门做相应的规定的。实质上就是说以药养医。
记者串场：
“以药养医”的体制，源于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比较薄弱，由医院直接从药费收入中按百分比留取利润维持自身经营。这样一个体制一直沿用到今天。然而，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一些内部矛盾就开始突出起来，“药价虚高”就是比较明显的矛盾之一。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目前在药品消费环节上，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在医院里，患者对于药品的消费处于被动状态，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很少能为患者使用。代理商和医院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品生产企业也就只好停止生产。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治医生沈锡中：但是病人是没有用药的选择权的，那么这样用药的决定权就在医生的手上。
据了解，在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方面50%以上的利润来源依靠药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医生会更加倾向于使用高价药物。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治医生沈锡中：8块钱的药和80块钱的药肯定它有很多的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假设它是在同样的疗效之下，我相信80块的钱可能会更加好用一点了。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孙宝贵：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药就没了，医生会寻找替代品，假如说进口药就高十几倍甚至更高，这样的药品，老百姓承受的药品方面的费用就是不降反而升。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朱同玉：实际上医院的核心它变成了企业，那企业的核心就是追求利润。所以你在这个体制不解决的情况下，你一味地去降价，你降了这边，就像一个皮球，你按了这边，它那边会起来。
据业内人士分析，实际上经典药并没有真正的“降价死”，只不过它们改头换面成了新药。例如一种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药品，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1块钱一片，只是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批准。这就出现了“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摇身一变成新药。“老药”变“新药”的背后，实质是“老药”变“新价”。
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张卫东：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真正按照国际上的创新药（概念），大概也就是一、二十种。
张卫东，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他指出，其实大部分老药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之后，往往会通过改变剂型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而2004年的一个数据依然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当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为148种，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却受理了1万零9种新药报批。就在刚刚召开的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政协委员：原来一个药审一天，现在一天审15个，怎么保证药效同质不同名。
第二军医大学药研所主任张卫东：整个的药物它发挥的疗效也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我们用通俗话讲它就是换汤不换药。
然而，当这些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再重新进入市场的时候，其价格往往翻了几番。
上海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朱同玉：实际上这个核心的问题不解决，再降多少价也没有用。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家对基础类药进行投资，不投资永远都有医患矛盾。
朱同玉医生的呼声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不少政协委员纷纷为药品“降价死”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希望能够缓解“药价虚高”的矛盾，让老百姓真正受益。也许医药分家是今后一个改革的方向，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基本药物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张忠辉：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由政府制定生产就像粮食保护价一样。
记者串场：
目前，由国家投入资金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基本药物制度就是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价格、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以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足够数量和适宜剂型、价格适宜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如果真的能够建立，应该能够杜绝廉价药、经典药和救命药消失的现象，并能从根本上满足老百姓80％以上的临床用药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钟南山：建议设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成本核算后，通过平定药品合理价格，对于一些有需要的药，有时还应考虑适当调高价格。
全国政协委员张忠辉:一些量少利润低的或者用于解决临床少见病的药物应该由政府指定生产对基本药物给予财政支持
解说：
对于许多象周福根这样的患者来说，他们希望救命药品“降价死”的问题能够尽快得到彻底解决。而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药厂和医院才不用再面对那么多的求救信，才有希望不再听到买不到“救命药”的求救声了。
责 编：孟立蓬出镜记者：金涛编 导：季 力摄 像：李其山录 音：王伟城后 期：王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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