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姜远海 通讯员涂玉国 实习生吕展
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差点被爆破；当取土施工不断进行的时候，他用4年时间守住了吴王夫差剑；有人用上鄀府簠接机油的时候，他和同事一起发现了这件器皿的历史价值……他就是襄樊市博物馆退休干部刘柄。
近日，楚天金报记者专程到襄樊采访刘柄，听他讲述亲身经历的国宝面世故事。
曾侯乙编钟险些被炸掉
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下葬年代距今已有2400余年。
该墓出土的7000多件文物中，最为壮观的是一套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编钟（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这套编钟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但音色依然优美，能演奏古今中外乐曲。它的发现，被称作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不为人知的是，这一国宝差点在工程施工时被爆破掉了。而制止爆破的是当时襄樊市考古干部刘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县（随州）还归当时的襄阳地区管辖。曾侯乙墓所在地，在一军事单位的院子内，位于随县城关镇西部城郊公社团结大队。1977年9月，该单位在这里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准备扩建厂房。开工后不久，该单位主管基建施工的负责人王家贵，发现施工现场有一片花色泥土，感到下面可能有古墓，便向单位负责人郑国贤汇报，随后又向原随县文化馆作了报告。
但是施工单位没有接到文化馆的回复，只好继续施工。不久，施工现场又爆破出几件铜器。他们将铜器上缴随县文化馆，并请文化馆到现场考察。文化馆一名工作人员到现场考察后表态：“这里没有文物，可以继续施工。”
同年12月底，施工人员又在土层中发现一片铺砌很整齐的青石板。由于此地是进出随州的制高点，加上抗战期间日寇曾侵占随县多年，于是一些人猜测，这里可能是日军当年在此修筑的地下仓库。施工单位不敢随便下结论，只好再次向文化馆报告。因为没有发现什么文字记录，文化馆人员也拿不定主意，遂向原襄阳地区文化局作了报告。
襄阳地区当时也缺少考古专业人才。1978年3月5日，襄阳地区文化局文化考古行政负责人王少泉，邀请襄樊市考古干部刘柄（注：当时的襄樊市仅管辖襄城和樊城市区），一起到现场进行勘察。刘柄1954年开始从事野外考古，对墓葬考古颇有心得。
3月6日12时左右，工地上刚刚放完炮，硝烟还未散尽。刘柄现场踏勘后，发现这里是典型的花白土（古代为避免地表向墓室渗水而使用的一种混合土），当即断定：下面有一座大型墓葬。随后，他根据现场痕迹，铲出了墓葬的墓口，经测量，墓葬东西长20米，南北宽16.5米。为确保墓地不再被炸，刘柄向施工单位提出了三条意见：“停止施工，保护现场，不得再放炮”。施工方当即停止施工，并派人保护现场。
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爆炸施工的土层离墓棺上层最浅处仅80厘米了，如果不是及时停工，国宝可能被毁于爆破施工。
1978年3月15日，经初步勘探，刘柄和襄阳地区的前期考古小组发现了木炭和木椁板，证实此处为古墓确凿无疑。19日，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兼文物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带着钻探专家陈锡岭赶到现场，初步确认：“这是我国已发现的第一个大型木椁墓，比马王堆1号墓大六倍，比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大十四倍，构筑在岩石上———叫岩坑竖穴。”据称，这种墓穴，在南方还是第一次见到。
谭维四认为刘柄最初提出的三条建议，有效保护了古墓免遭破坏。刘柄进而全程参与了这起墓葬的考古发掘。
此后的发掘，举世震惊。据《湖北省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调查勘探与发展工作大事记要》载：“5月22日，昨夜及今日上午抽水，墓室水又降40厘米，中室靠西壁处，可见与壁平行有两排编钟，挂于钟架上，一架七枚、一架六枚，靠南壁处可见一架挂钟六枚，架上还有空当，一小钟掉于椁底。中室东壁发现一较大铜器，器形不明。5月24日，中室编钟第二层挂的甬钟，经过清理，已有20多件开始惊艳出土。南架上有9件，西架上有15件。南侧的架子，两个做工精美的铜人支撑着钟架，其中南东端一铜人双手上举，腰佩铜剑……”
———至此，“世界第八大奇迹”终于重见天日。
刘柄介绍，“发掘前，谁也不知道这里埋藏着‘世界奇迹’，制止破坏性施工只是出于文物保护的本能。”
为吴王夫差剑“守墓”四年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争、楚吴之争互有胜负。为灭越国，公元前495年，夫差举国征召能工巧匠打造出千余把宝剑，定名为吴王夫差剑，然后亲率大军一举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投降。那么，这些吴王夫差剑都流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刘柄向记者讲述了守望一块墓地4年，而最终“守”出一把吴王夫差剑的故事。
1972年底，湖北省和襄阳地区联合考古队，对当时襄樊监狱第六新生砖瓦厂蔡坡取土场的11个墓葬发掘完毕后，文物清理移交，准备回家过年。临走前，钻探专家陈锡岭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决定再次对蔡坡取土场的一处地面进行试探性钻探。结果发现，在距离地表约30厘米的地下，有古墓葬的土壤。经继续用考古专用洛阳铲探测，陈锡岭发现，这座古墓开口应为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8米。
陈锡岭喊来刘柄，称这里有一个大墓葬。但是鉴于省考古队资金有限，人员疲乏，短时间不会返回这里发掘。加上这座墓葬上还有很多封土，并且砖瓦厂取土的断面距离墓葬至少还有20米，4年以后才会将取土的断面推进到墓葬附近，到那时再发掘，工程量就小一些。陈锡岭请刘柄注意保护。
刘柄当时想，如果轻易将古墓的消息说出去，这么一个敞开式的原野里，很可能引来盗墓人；如果不说出去，又不利于保护。经过对砖瓦厂的有关工作人员筛选后，刘柄找到一位可信度高的负责人说：“这里还有一座普通的墓葬，为了不影响你们取土，暂不发掘，但请施工人员注意保护。如果挖到附近时，一定要通知一下。”
此后，刘柄便经常和这位负责人保持电话联系，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悄悄到工地上去踏勘一下，看看取土进度和墓葬有没有损毁情况。从1972年底到1976年春，四年间，到底来回跑了多少趟，打了多少次电话，刘柄自己都记不清了。
1976年刚开年，刘柄接到这位负责人的电话，称取土的断面已经到墓葬附近。一接到电话，他连忙赶到砖瓦厂。到取土场一看，他连忙让工地停工，并请工地人员对墓葬进行保护。
地区文化局让刘柄主持考古。但是刘柄提出：第一，让襄阳县文化馆干部张光忠牵头发掘，原因一是当时襄樊市和襄阳县在组织关系上不具有隶属性；二是按当时规则，考古发掘一般实行属地管理；第二，为了省工，考古时采取推土机铲去浮土，然后在离墓口2至3米的距离，由人工发掘。
此后，张光忠带着20多名考古训练班的学员，进驻蔡坡取土场，搭起了工棚。并请来了省考古队的程欣仁、杨定爱、李瑾等专家现场指导。
很快，发掘小组在墓室里发现戈、矛、戟、箭簇和两把青铜剑，先出土的一把青铜剑被清理出来后，发现该剑身保存较好，并且剑锋还比较锋利。同时，另一把平放一侧的青铜剑一出土，便引起了众多考古专家的注意，因为这把剑的剑身有铭文。专家称，剑身有铭文，就意味着该剑的价值非同一般。该剑迅速被送到工棚，进行初步鉴定。
经测量，该剑通长37厘米，剑身长28.5厘米，剑柄处有两处断裂痕迹，剑身有铜锈。程欣仁、李瑾等专家初步认定，剑身上有10个古篆铭文，初步断定为吴王夫差剑。但由于有几个字无法辨识，专家们也不能最终确认。他们决定，请郭沫若先生来确定该剑的身份。考古小组随信还附去了几张照片，和剑身铭文的拓片等。
一个多月后，郭老回信，最终确认该剑为吴王夫差剑。
郭沫若在回函中称：“吴王夫差剑出土于襄阳，盖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往年在湖北亦曾出夫差剑一具。”据刘柄介绍，郭老提到“往年”湖北曾出土一把吴王夫差剑，是在1965年，地点是湖北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该剑全长60.6厘米，宽5厘米。但剑身没有铭文，其价值和襄阳出土的吴王夫差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刘柄推测，当时楚国先灭掉了邓国（位于随州一带）和其他小国，然后统一了南方。这把剑被征战的楚国将军所获，楚王于是将这把剑奖赏给了这名在征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将军。该将军死后，被安葬在当时的邓国封地，吴王夫差剑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当作殉葬品一起下葬。
废品站里淘回一级文物
1984年，刘柄独自一人到襄樊城郊的邓城一带进行文物普查时，当地农民告诉他，由于邓城是古时邓国所在地，过去曾经有人拾粪时，在废墟上拾到金粒，还有人过年杀鸡时，竟然从鸡嗉子里发现了金豆。为了弄清是否真有其事，刘柄开始在邓城遗址附近的村子里寻访。
他找到了村民雷家珍，这位老太太介绍，1960年左右时，她和丈夫准备杀鸡过年，鸡开膛后，发现了一颗荞麦粒大小的金子。据村子中的董季香和韩士清老人说，解放前，他们曾在地里干活时拾到豌豆大小的金粒。
就在刘柄半信半疑时，当地村民黄明建的女儿过来请他鉴别一样“文物”，称前些日子挖石灰池子时，从地里翻出来一块黄东西。黄明建随手一扔，女儿看到后，便捡了回来放在家中的柜子里。
刘柄来到黄明建家，发现这不仅是一块金子，上面还有一个篆字。他当即称，这件文物按政策政府要收回，但可以给黄明建奖励，并请黄明建改天到文物管理处领奖。
经过清洗后，刘柄测定，该金块长1.2厘米，厚0.5厘米，上宽0.5厘米，下宽1厘米，重4.2克。上面的篆字，刘柄初步断定为“邠”字。后来，他请来武汉大学的夏绿教授鉴定，确认为“邠”字，并断定他捡回来的金块，是古邠国的残损金币。
此金币的发现，对确认古邠国起到重要实证作用，价值不可估量。历史学界对有没有邠国曾有争论：有的说，邠国在现在的陕西省邠县一带，也有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小国。此金币的发现，证实历史上确实存在古邠国，因为只有国家才可以发行货币。
事后，刘柄请来黄明建，根据当时的政策，奖励了黄明建60元现金。这60元钱，在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个金块的价值，远不能以这一点钱来衡量了。
就在考古队对邓城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期间，一天，刘柄和考古队员经过当地砖瓦厂的拖拉机修理部时，发现了一件正在接机油的铜器。他们非常敏感地上前查看，发现铜器上面有铭文。经询问，他们得知，这件铜器是砖瓦厂工作人员在取土现场拣到的。砖瓦厂工作人员随即将铜器交给他们。
此后，经鉴定发现，这是一件古代用来装水果的器皿，称“上鄀府簠”，是当时襄阳附近的“鄀”国铸造的。史料记载，东周以后，襄阳地区存在鄀、郾、邓等小国。目前，这件铜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收藏在襄樊市博物馆内。
废旧物品堆里，也是刘柄“淘宝”的重要场所。刘柄称，解放初期，由于文物干部少，加上经费缺乏和重视不够，导致很多文物流失或直接当作废品回收后回炉。为了有效保护散落民间的文物，刘柄和同事便经常一起到废品回收公司、废品回收点里收集文物。他们很快和这些单位建立起了联系，这些单位只要发现了疑似文物的物件，就找他们去鉴定。
1979年，刘柄和同事张家芳接到襄樊市金属回收公司电话，称该处近期收到一些废铜，即将运走，请他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用处。
据刘柄介绍，当时，两人一下就看到了一式两件的西周晚期的青铜簋，其中一件缺盖。后经测量，器物通高22.5厘米，口径18.5厘米，腹径23厘米，腹深11.4厘米，子母口，鼓腹，平底，圈足下附三兽面足。
刘柄当场打开一只有盖的青铜簋后，惊讶地发现，盖内有6个字的铭文，清晰可见。经初步辨识为：“邓公牧簋”。刘柄解释称，簋，在古代是一种盛食器，和现在的饭锅作用类似。其典型特征是：圈足、两耳、腹部及盖顶饰瓦纹。而青铜器上饰瓦纹是汉水中游楚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为襄樊城区独有。
两个人当即将两件青铜器捧回文物管理处。随后，文管处按金属回收公司收购价，支付了两件铜簋价钱。刘柄回忆说，当时大概就是五六毛钱一公斤，而现在已是价值连城了。
张家芳通过查找图书资料，最后确认6字铭文的内容。铭文的确认，证明了两件文物的价值———是邓国封君使用的礼器。这两件器物，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巨大。
襄樊发现两件邓公牧簋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当时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考古界权威、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听说后，从北京赶到襄樊。他看到两件文物后，照着实物详细地进行了绘图，称这是楚文化重要历史见证：进而通过现场考察，最终认定邓城遗址就在现在的襄樊市团山附近。
这两件文物后来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