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峰：我是谁？(图)

　　主编周帆责编贺诗图编王洋美编王世飞责校黄颖差不多有20年了吧，中国男子足球一直是公众泄愤的工具，而其中为数有限的性格球员，更容易招致嘲笑、诟病甚至羞辱。

　　在中超时代，李玮峰当仁不让地成为了那只最显眼的靶子，背负起一些骇人的罪名。冤屈与悔恨交替折磨着这个绰号“大头”的球星。他痛恨心里的魔鬼，可惜抗争之路总是孤独又艰难。

　　想一想在此之前，他所经历的人世间并不多见的家庭噩梦，我们究竟是该慨叹“性格即命运”，还是“命运决定性格”？

　　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的高点，可惜这个角度未必有助于看清一个人的性格，以及真实的内心挣扎。魔鬼

　　李玮峰心里隐藏着一个魔鬼。他越是想全力投入到一场比赛，魔鬼越是要从匣子里跑出来作祟，让他冲动，让他失态，让他扭曲，让他暴戾。当魔鬼退去，他必然要为糟糕的结局买单，领取黄牌，红牌，坐球监，更要命的是，他要忍受舆论铺天盖地的讥讽、指责与训斥。他最怕母亲看到这一切，他知道母亲肯定会看到这一切。

　　中国的足球运动员里，没有几个人像他这样强健，他说自己身上“没什么多余的肉”。但他却没有力气控制那魔鬼。“很多人踢球时紧张得不够，而我是放松得不够。”李玮峰这样说。

　　除名

　　2006年10月2日，一位记者告诉李玮峰，中国足协出台了针对他个人的处罚决定：撤销其国家队队长职务，同时停止参加当年国家队集训和比赛的资格。

　　事前和事后，没有人找李玮峰交流，只是过了一段时间，足协有关人士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他甚至比整个网络世界更晚获悉这个坏消息。

　　李玮峰毫无准备，虽然几天前谢亚龙和南勇见到他时笑容尴尬，语气含混，他却没有读懂其中的暗示。

　　被国家队暂时除名后，有一次李玮峰坐飞机外出，听到了旁边一对年轻情侣的对话。男的首先认出了这位球星，悄悄对女友说：“哎，那不是李玮峰吗？”女的偷偷指了一下：“他吗？就是刚被国家队开除的那个人吧。”声音虽然低，“大头”还是听到了，他低着头，躲在座椅里装聋作哑。

　　往事

　　李玮峰不太愿意回首往事，就像他从1994年开始不愿意过年。

　　1993年9月5日，李玮峰的哥哥李晨光的大学生涯刚刚开始25天，为了制止学校图书馆里的一场纠纷，他被人刺中心脏，不治身亡。

　　那时候，李玮峰刚刚入选国家青年队，家人暂时向他隐瞒了实情。

　　沙涛是李玮峰在火车头少年队时的队友，在他印象中，“大头”小时候非常淘气，有时逃课出去踢球，打台球，和老师顶嘴，还抖一些小机灵。不过在足球训练上，“大头”从来不含糊。

　　到了1994年初，“大头”突然变得沉默、压抑，经常拎着球鞋出去，一个人发疯似的踢。后来伙伴们知道，在被父母隐瞒四五个月之后，他确认了哥哥发生不幸的消息。

　　1994年，为了全力支持惟一一个儿子踢球，李玮峰的父母来到北京。原本在长春拖拉机厂担任供应科科长的父亲辞去公职，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公司里谋一个差事。

　　丰台体育中心如今是北京国安队的临时主场，1994年是不折不扣的郊区，李玮峰家最早就落户在体育场附近的小平房。“我爸妈每天上班要倒两三次公交车，我爸胖，一到夏天，挤得汗衫都湿透了……”

　　2000年年初的深圳，李玮峰和父母难得地一起度过了春节，在过去的七八年里，这样的时刻始终是一个奢望。尤其让全家人开心的是，他还首次入选了米卢的国家队。

　　最大的不幸总是尾随着最珍贵的幸福。正当“大头”憧憬着如何去上海向米卢报到，他接到了一个惊雷般的电话：父亲遭遇车祸，不治身亡。

　　“这一切都太早了，我完全没有准备。”说到“太早了”三个字时，他的声音格外缓慢和伤感。

　　球监

　　被国家队除名后，国脚们一次次聚集，又一次次解散。“大头”时常接到朋友问候或安慰的电话，口头上，他说自己不介意能否入选，聊着聊着，不由自主就谈论起国家队的近况，朱指导的压力。

　　他以慢悠悠的语气玩起了幽默：“祖国不要我，我也得爱祖国啊。你说是不是？”

　　没有人说得清，漫长的煎熬会怎样改变李玮峰的性情。为了梦想，他只能忍耐，只能接受这煎熬。

　　忍耐可能是李玮峰人生中最艰难的一课，却也是必须完成的一课。在此之前，他早就交了太多太多的学费。

　　2002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在那间位于俱乐部三楼的主帅办公室，莫耶斯肯定了李玮峰的实力，并请他再多一些耐心，“你看我们队有美国国脚，有爱尔兰国脚，有苏格兰国脚，还不都在坐板凳？”母亲和经纪人也劝他坚持一下，但“大头”却瞒着所有人，悄悄买好了回国的机票。“还是年轻啊，我总是不会忍耐，这可能是我的性格缺陷。”他语气里流露着遗憾。与其他一些事情一样，留洋梦的半途而废，同样重复了冲动———悔恨的轨迹。

　　这一次国家队的考验也足够残酷。

　　5个月里，当事人反复认错，俱乐部老板一再求情，足协旷日持久地争论，复杂局面竟延续了两个多月，仅仅事关一名球员应否回归国家队。

　　至于吗？

　　品质

　　成为职业球员后，李玮峰从不抽烟，绝少喝酒，从英超回来后，他对于饮食也更加注意，甚至考究到“挑剔”面包的颜色，“黑面包的维他命和植物纤维含量都高于白面包。”在康桥基地，球队的午餐通常是最丰盛的，鲜鱼，大虾，鸡腿，无不散发着诱人的气味，李玮峰不为所动，通常只是适量地吃一点意大利面，补充一些水果。“在欧洲，要是比赛前吃大鱼大肉，营养师要被主教练炒鱿鱼的。”

　　“大头”有一个和“郝董”类似的习惯，喜欢找一个茶馆或咖啡厅和朋友胡侃，但他不喜欢沉迷于声色犬马的夜生活。深圳的足球记者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深圳队某次主场比赛后，李玮峰为了尽地主之谊，把客队的几个朋友送到某处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买了单，自己开车回家了。

　　圈子里面，没有谁怀疑过“大头”的职业态度。在很私人的场合，米卢透露了心中的秘密：中国队所有球员中，李玮峰是他最欣赏的，因为这是一个顽强的、可以拼命的球员。

　　阿里·哈恩同样表达过对李玮峰刚烈作风的欣赏。对阵科威特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就是李玮峰忍受“口水之辱”的那场，他在左踝被缝4针，肌肉坏死的情况下坚决请缨出战。亚洲杯半决赛，李玮峰在两根肋骨断裂后还是打满了120分钟，居然还不甘心缺席决赛……

　　球霸

　　李玮峰永远不可能忘记，2005年5月，“深足风波”发生不久，他随队去辽宁的两座城市比赛，看台上打出的标语触目惊心：“枪毙球霸，滚出足坛”、“李玮峰滚出国家队”，而球迷的谩骂远比标语难听，骂到后来，甚至有人喊出“李玮峰同性恋”，连当值主裁判都被逗乐了。

　　“那时候打客场，全场都喊我流氓，‘球霸’。当一个人花几十块钱进球场，就是为了骂另一个人，他是否想过，他也有父母。”

　　他知道自己一再的冲动不仅惩罚了自己，也惩罚了整支球队，他一再重复着“sorry”，并每每陷入对自身的疑惑和懊恼之中；对于当初的“深足风波”，他说每个人都该承担各自的责任，自然，包括他自己。“但我就是想不通，我怎么就‘球霸’了呢？我真的有外界说的那么坏吗？”后记

　　在椰子树环绕的金鑫足球基地，海口冬训迎来了气氛最紧张的一天。2007年的体测即将开始。李毅走近申花的场地，像是专门要看一眼李玮峰的测试。

　　“呦，‘球霸’来了。”李玮峰一边压腿动作，一边揶揄着老队友。

　　“你才‘球霸’呢，别测了，肯定没戏。”李毅反唇相讥。

　　两个曾被舆论最大限度妖魔化的球员，现在终于可以拿“球霸”开起玩笑，这究竟意味着他们挣脱了内心的阴影，还是换一种方式表达积郁的苦闷？

　　自己究竟是不是坏人，或者，有没有坏到外界认为的那种程度，这问题折磨着李玮峰。而在谢晖看来，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扯淡：“为什么要从道德范畴去衡量一个足球运动员？李玮峰自律，上进，绝对是一个好球员。当然，他不是什么完人，那又怎么样？他容易冲动，得牌多一些，也许正是因为他更有责任心。为什么不从好的方面去看待呢？”

　　谢晖坚持认为，球员在场上就是一种雄性激素的过量释放，中国球员缺的恰恰是这个，“平时不让染发，不让这个，不让那个，关键时刻又说怎么没血性。”

　　是的，就在“大头”接近国家队的时候，也有人表达了另一种忧虑———假如李玮峰学会了控制情绪，那么他的刚猛和激情，会不会成为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那个“婴儿”？

　　文／关军、李响，《SI体育画报》专供，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