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物权法使公私财产保护有了坚实法律支点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回顾物权法的立法过程，可谓异常艰辛。正如有评论者总结的是：从萌生物权立法构想，到物权法瓜熟蒂落正式成为法律，辗转13载，经历8次审议，其间的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征求意见、收集民意、激烈争论、修改补充，不计其数———物权法从构想走进人们的生活，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全民立法；此次物权法的通过，使宪法“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有了坚实的践履支点。

　　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几次“全民立法”之一，此前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1954年制订宪法时的全民讨论。物权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的最基本关系的规则化，和其他法律可能只规范某一特定群体而非全民的权利不一样的是，物权法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物权立法全民参与，充分地吸纳民意，充分地尊重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让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博弈，有利于催生一个理性恒产时代的来临。

　　从一组数字可以看出物权法在调整财产关系中的重要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74万件，行政案件11.5万件，而民事案件则达到了484万件———它的完善出台对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财产权认识最深刻的莫过于英国的哲学家休谟，他认为，财物的稳定性占有对于一个政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上的主要乱源起于我们所谓的外物，起于那些外物可以在人们之间随意转移而不稳定时。这时他们就一定要去找寻一种补救办法，设法尽可能地把那些外物置于和身心所有的那些固定的、恒常的优点相等的地位———秩序源于个人拥有一个不容他人侵犯的私域。

　　休谟的深刻还在于，他认识到稳定性的占有财物不是自然关系，而是一种人与物的道德关系———财物的稳定占有使社会拥有了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而市场公德正是建立这种感觉之上：欠债所以要还钱，不在于人性的善良，而是为了别人也能够如此对待自己。中国的先哲有着类似朴素的认识：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恒产”隐喻的是人稳固的物质基础，“恒心”隐喻的是人稳定的精神诉求，人的向善、诚信、进取心等美德正是建立在“恒产”基础上。

　　毋庸置疑，以物权法确立恒产对当下中国社会秩序的健康推进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是公权力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尊重，近年来房屋拆迁纠纷非常之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危害了社会稳定，也伤害了公民对国家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公民缺乏对财产权的安全感，虽然“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但基于我国宪法尚未司法化，私产缺乏法典的护佑，无恒产也就无恒心，这自然伤害到公民创富的热情和守富的信心；还有，物权的飘忽也伤害到了市场道德的建立，没有恒定的物权牵连起社会“共同的利益感觉”，“私恶即公益”的公德链条就会断裂，骗贷、欺诈、制假等败德行为就会充斥于市场。

　　而通过全民参与的物权立法，在充分博弈中确立恒产的同时，传递一种基于“共同利益感觉”的恒心，强化公民感觉，修复市场道德伤痕。当然了，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对一部法律抱过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物权法之外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法规———但通过全民参与物权立法，恒产时代的大门广阔敞开了，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将有坚实的践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