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非洲创业变专家 烧砖4个月挣1万美元

　　过去我们说“用市场换技术”，非洲“保定村”的成功证明其实我们走出去，也能“用技术换市场”。

　　2007年1月24日，在保定市商务局二楼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刘建军成了全国各地上千人要找的人。

　　门外走道上站了很多人，《小康》记者进到屋内，里面更是坐满了人。

刘建军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刚放下又响起；传真机不断吐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真；手机一直没有离开过耳朵，他用嘶哑的声音应答着(由于接电话太多，嗓子已经发炎)，随后索性关机了。

　　办公室小间里的两部电话也让刘的秘书和朋友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敲开门说：“刘会长，您这边房间装新电话了吗？我们都没法正常办公了。全是你的电话，他们都要离你办公室最近的电话。”

　　随后刘建军秘书跑过来说：“您的电话打不进来，市里刚过来电话，让您赶快再添电话。电话都打到市委办公室了，影响政府正常的工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传销？投诉？还是……

　　这时门又开了，进来三位来自洛阳的年轻人，“刘会长，带我们去非洲吧？！”三位年轻人异口同声说。

　　是的，无论亲自过来的，还是打电话或发传真过来的，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非洲。他们看了23日央视关于刘建军带领保定农民到非洲去打工创业致富的报道，被非洲的“保定村”农民致富的经历打动了。“保定农民能去非洲，我们也想去非洲，去种地。”来自山东的下岗职工宋波对《小康》说。

　　曾经无人问津的非洲

　　7年前，同样是去非洲，刘建军3个月没有接到一个回复。

　　2000年，时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通过各种途径在河北保定市发了一份特殊的招聘简报，号召保定市农民到非洲去创业。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精心策划招聘简报推出后，竟然石沉大海，3个月都没有一个人报名。刘建军坐不住了，急得像发了疯一样，拿着非洲的资料照片到处宣传，车停到一个村，见门就进，见人就说。

　　每到一户刘建军都说得神采飞扬，可任凭他磨破了嘴皮，也没人相信非洲是个发财致富的好地方。折腾了大半个月，一个人没有招到。但刘建军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个村没人报名，全保定这么多人，总归有人报名吧？”于是他在保定召开了《走进非洲大会》，请来了各县的县长，作动员报告，号召农民去非洲创业。甚至请求各个县政府开通电视直播，让农民在家也能看。十几万农民同时收看了他的动员报告大会。可就是没有人报名，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非洲就是瘟疫、战乱、种族屠杀的代名词，创业怎么会有丰厚的回报？

　　就在刘建军心灰意冷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一个报名电话。有两个在保定做生意的温州人看到这个信息动了心，说要带50个温州人跟着刘建军去非洲。看到精明的温州人都报名去非洲插队创业。保定农民们慢慢的动了心，随后一个月报名就有几百人。虽然与自己的预想有很大的差距，可刘建军已经觉得很满意了，他乐呵呵的把他们送去了非洲。

　　几年后，这些来自保定市各个县城村庄的农民，全都成了刘建军的免费宣传“大使”。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混乱”的场面。

　　魅力非洲遍地商机

　　张学东，原保定徐水县建设局办公室主任，后辞职奔赴科特迪瓦。他向《小康》介绍，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气候非常适宜发展农业，水稻可以一年收获三季，鲜花可以销往欧洲。农产品的价格却特别高，白菜在当地可以卖到一公斤2.6美元，大米1美元1公斤，西红柿10美元一公斤，一棵香菜也可以卖到人民币1元……

　　张学东告诉《小康》，2002年，他们在科特迪瓦的拉克塔市组建了一个“保定村”，占用了1000公顷土地，大约有40多个保定老乡，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开办家具厂、饭店，有的从事棕榈油、橡胶的加工业务，他认识的一个种菜的老乡，一年下来赚了40多万元人民币。

　　非洲的优势和商机还有很多：

　　劳动力价格十分便宜，月工资只有20美元，电价每度只有3角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比国内低很多。同时非洲地价便宜，很多国家租一公顷土地一年只需要花一美元，花几十万元或更多的资金，便可以买下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期长达50～99年，在坦桑尼亚甚至可以免费租种土地。

　　在非洲最便宜的是原材料和能源，可可、咖啡1公斤的收购价才合人民币20多元。

　　很多在中国卖得很贵得东西，在那边却便宜的惊人。腰果在国内20多元钱一斤，在那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最重要的是木材，加蓬盛产紫檀、桃花心木等木材，堆积在港口等待买主，更有大量树木，在山中自生自灭。赞比西河盛产鱼类，因缺乏冷冻加工技术，几乎无人捕捞。

　　非洲重工业不发达，比如赞比亚只有2条水泥生产线，常年供不应求，紧急时需要提前半个月付款，才能提货。国内的中小水泥厂、中小造纸厂、中小化工厂可以整体搬迁过去。

　　非洲虽然整体收入水平低，但贫富差距大，少数黑人、白人与国外人员消费水平很高。记者一位在西非做过大使的朋友说：“非洲什么都缺，家电、轻纺、鞋类，甚至火柴。”在中国卖一元人民币的商品一般都能卖到一美元。在安哥拉，一条普通的毛巾能卖到10美元，29英寸的普通彩电能卖到2000美元。中国商品虽然价格不菲，但销售很好。在非洲各地都能看到中国的商品，大部分经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港台与阿拉伯商人层层倒手，赚取了高额利润。

　　“保定村”收获非洲

　　《一个人的非洲》作者洛艺嘉曾用3年时间走遍非洲22国，她告诉《小康》：“在非洲，中国人的黄面孔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

　　“保定村”在推行的时候，就是以中国农村的模式，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产业拉动、避强就弱”的方针，在国外投资落户。每个村子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只有40来人，每个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解决纠纷以及为村民统一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用刘建军的话说，“保定村”的模式就是为了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其战术原则是：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变出口产品为出口产业。

　　这种做法也确实不同于以往，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而中国外出的农民也有了空前的收获。

　　陈来会是保定易县牛岗乡人。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牛岗乡又是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一家四口就挤在9平房米的房子中。两个儿子都快三十了，也找不到对象。为了生活，一家四口决定跟着刘建军去国外闯一闯。

　　一年以后从国外回来盖了两处房，还弄了院子，穿得好了，家里摆得也好了，两个儿子都搞上对象了。“我去看的时候，陈来会抱着我哭，说‘刘局长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想到这么穷的家，一年的时间就能翻过身来。’”刘建军讲了一个农民家庭的变化。

　　在保定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个烧砖的师傅，到了非洲享受到专家的待遇，在那里待了4个月，每个人挣到了1万美元。

　　世界各地的“保定村”

　　刘建军说，“保定村”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带去了在中国看似落后、但在那些不发达国家却显得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符合产业转移的规律。而这种做法不仅在非洲得到了推广，在亚非拉欠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发展。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一接受《小康》采访时分析，过去我们说“用市场换技术”，非洲“保定村”的城市证明其实我们走出去，也可以“用技术换市场”。

　　在上万海外保定人眼中，刘建军是他们的“刘局长”；在当地非洲人民心里，他被6个部落联合加冕的“大酋长”。刘建军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号，基于一个事实：从1998年上任市外贸局局长到现在，他先后在全球五大洲、38个国家建立了48个“保定村”，8年来，已经有1万多名保定人转变成“世界公民”。

　　目前“保定村”在国外获得可供经营的土地中，面积最大的马里达2000多平方公里；其次是俄罗斯阿巴坎项目，达500多平方公里；蒙古乌兰巴托“保定村”项目也达到了300平方公里。

　　刘建军认为这种模式的潜力还很大：“未来5～10年里，只要有政府很好的调研，将我国国内剩余的技术、资金放出去，我国每年可以向国外输出劳工200万～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目前蒙古国人口的总和。

　　基于这样庞大的数字，“移民版图”已经浮现，非洲、西亚、远东、拉美构成了基本框架。“保定村”模式目前并不适合到发达国家建立，海外就业的重点应放在上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刘建军解释说。

　　“虽然到非洲有政局动荡和劳务纠纷等不利因素，但就投资而言，对于中国商人还是一片处女地，是一片新的边疆。”在刘建军心中，非洲无疑是一个重点。而在巴西筹划“保定村”的工作也已经展开。

　　说罢，他深呼一口气，紧锁的眉头微微张开“100多年来，中国经过了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两次移民浪潮，从现在到2010年，应该是第三次浪潮。”

　　海外“保定村”模式，变国外打工为国外当老板，变输出产品为输出产业。他的成功不但帮助农民摆脱贫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为我国农民外出打工开拓了一个新的模式。

　　让更多农民走出去

　　一般国内农民或者下岗职工去海外创业，都要带几万元的资金。但是很多农民和下岗职工是掏不出这些钱的。于是刘建军有了新的操作办法：按照“企业运作”的方针，农民的工资前几个月可以不发，作为飞机(火车)票的抵押，等工作一年后，照样可以获利不菲。

　　在很大程度上，“保定村”模式的发展壮大带有很强的刘建军“能人色彩”，而由于目前刘建军已经不再担任政府职务，2002年起不能再以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身份实施政府引导，“保定村”模式的进度已经有所减缓。“原来市里一年能出去2000多人，这两年都不到1000人”。

　　而现在一些富了的个人和村庄，也表现出一些问题：

　　关于陈来会，当地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刘建军到了他们新家，发现买了夏利车，很高兴，就问：“这车谁开？”答：“没人会开。”“那为什么买呢？”答：“我看人家都买，咱不会开，那就当个沙发用吧”。

　　被誉为“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的定州市号头庄乡吕家庄村是著名的“非洲村”，而这个村因为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国外打工，已经成了“空巢村”。

　　吕家庄村郭支书告诉《小康》记者，该村共有700多户共3000多人，目前有400多人出国打工，占了整个保定出国务工人员的1/10。外出打工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男劳动力，年龄都在18～40岁之间。村里留守的55岁以上的老人有700人左右，18岁以下的有800人。

　　作为当地农民“走出去”的带头人，刘建军也有自己的苦恼：“关键是需要政府支持，让这种模式的推动力是一个机构而不是我一个人。”��

　　对于出现的种种问题，刘建军不是没有努力过。他曾向保定市政府申请成立一个由市领导牵头的境外投资合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以政府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在2005年初的市委文件中得到了初步认可，而此后杳无音信。“这样，用于安排境外就业的种子基金就无法创立。”刘建军无奈地说。

　　“保定村”运作模式

　　目前他们运作海外“保定村”，一般是先由政府同国外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动员中小企业带产业、带项目去海外合作，进而组织适应相关产业的农民或下岗职工前往所在国，也可以先和当地地方政府或酋长签订协议，然后交给两国政府，最后由两国政府确定为国家间的协议。

　　在选址上，一般避开大城市，到高速公路通达的中小城镇的边沿，申请一块土地用以种树、种菜、养殖。之后再扩展到建筑、开矿、木材加工、商贸、餐饮、橡胶、腰果、木薯棕榈油加工等产业。

　　此外，中非商会还和所有设在国外的“保定村”村长签订了合同，每年必须拿出10%的利润作为“村”里的公积金，以解决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安全、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同时，还制定了《保定村民公约》和《国外保定村组织办法》以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际运转中，他们还经常会遇到诸如货币结算困难、货币贬值和战乱等在非洲国家经常出现的困难。比如，在一些小的国家没有可以和我国直接进行结算的银行，需要通过第三方国家的银行结算。现在通过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努力，这些困难也都能得到解决。(记者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