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对西班牙来讲是一个不幸的年代，但对电影却是一个好时期。我指的是五十年代。
我第一次踏进乡村电影院时，我的年纪还很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电影院里放的是由维克多·埃里塞导演的影片《蜂房精神》的某些镜头，而且在埃里塞的这部影片里还出现了电影院。
不久，十一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必须做出选择，我用毫无经验的、自以为是的理由这样做了。如果是由于我看了《约翰尼·吉达尔》、《悬崖下的午餐》、《草地的光辉》或者《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即使我该下地狱，我也别无选择，只好甘愿受同样的惩罚。过去我不懂这是基因的缘故，我的基因密码就像头牲口，焦躁不安，打上了乡巴佬电影迷的烙印。我无法回避对由丽兹·泰勒、保罗·纽曼、马龙·白兰度等人之口说出来、对我的“精神导师”田纳西·威廉姆斯柔和絮语、慢吞吞的味道的敏感。对我来说，没有猜疑也无幻想。在我眼里放射出的光的魅力就像电影院里银幕上的闪烁，而且比其他任何一种魅力都更强有力。
我没想到的是，我童年里所看到的银幕上放映的某些影像在我后来的十年里代表了我的事业，并在我最初拍摄的影片里打上了烙印，在这些影片里，田纳西·威廉姆斯是我真正的精神导师。
在一个爱情故事中，“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在一个缺乏爱情的故事中，“床”是必需的。床的使用率低，这就说明了问题；这是极好地衡量两个人关系热度的温度表。
在《我的秘密之花》中，莱奥和她的丈夫之间只有一张大的布景床，由于他们从不一起享用，床只是个见证。帕科刚从国外回来，莱奥把他领进卧室，她不停地唠叨着，用手搂住帕科使他喘不上气，但帕科要先洗澡，他解释，路上出汗了。莱奥和她的丈夫围着床周围转，与此同时，莱奥帮着丈夫一个一个地解衬衫扣子，她随着解扣子的节奏，像是在背诵马上能使欲望实现的祈祷：“……首先你洗澡，因为你这么想洗，（解开第一个扣子）……然后我们做爱（解开第二个扣子）……接着我们休息（解开第三个扣子）……接下去我们再做爱（解开第四个扣子）……接着，天晓得！（解开第五个扣子，脱下衬衫）。”在床边发生的这一切就好像他们是在圣坛的旁边。
帕科洗澡后，一瞬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像突然出现的热带暴风雨……帕科向莱奥解释，事情不像他原来告诉她的那样有一天的休假，而只有两个小时的休假，时间一到，他必须去机场。莱奥失望地吼叫着。但帕科是个军人，他对莱奥说：“我没必要向你解释什么是我的责任。”莱奥对帕科明言：“你是我丈夫。我必须向你说明你对我的责任是什么。”
房间里的争吵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帕科换上了干净的裤衩和衬衫。床成为这对夫妻走向巨大深渊的见证。巨大的、不声不响的、未经触动的“床”只承受了莱奥的臀部，因为她是背对着帕科坐着的。几个月来，在巨大痛苦的折磨下，莱奥向帕科坦言了她对把他们分开的“和平使团”的看法：“你逃避家里的矛盾，而去解决战争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惟一受害的是我。”
我同演员排练这场戏时已达到了痛苦的程度。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惟一的问题就是在床上放“什么”。我像个白痴，但我所指的并不仅仅是美学问题。
由于我的人物不是狂热的信徒，因而要非常慎重地决定在床头上挂什么图像。最终我决定要挂一张镶着精致镀金框的西班牙大地图。过去在学校里，在我们面前就挂着这种标有天蓝色海洋的地图，目的是为了给我们拍照。我从未有拍摄上面那张照片的机会，因为没给我这个机会，这使我感到好像他们抢走了我的一件心爱玩具，而这个玩具是每个孩子都有权拥有的。我知道，轮到我拍照的时候，我又不能去学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同全家搬到了厄斯特列马杜拉去寻求新的发展。
教会学校、宗教的不良教育、地理、电影，所有这些混合在我的生活里，就像马德里的一道菜，菜里有鹰嘴豆、咸猪肉和土豆一样。
我与地理的不良关系到了厄斯特列马杜拉就读时依然存在。我在撒勒慈幼会只学会了恐惧和唱令人喜爱的拉丁文的弥撒。我是负有盛名的儿童合唱团的独唱者。为了能参加排练，牧师们要检查我的地理课；学期末，他们竟大胆地让我通过了考试。我在成长时还确信，宇宙是虚构出来的。十五年后，我开始盲目地、狂热地旅行，我总是弄不清所参观的地方有多远的距离，但它们是令人惊异和美妙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是为了说明地理和地图对我总是产生有些奇妙、神秘、难以捉摸的感觉已到了什么程度。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莱奥和帕科的床头挂了一张地图。如果一个人单纯地感到被不解的东西所保佑，那他的无知倒是吸引了我们。某些东西是我们缺少的，或者在当时我们不拥有。我夺走了适合于上帝和他的圣徒们所在的地方，我用一张西班牙政治地图取代了他们。我从小就没有机会拥有这张地图，它吸引我，把它作为支配《我的秘密之花》的关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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