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地当民工(组图)

兴江

卫杰

传志

我们去上工

我是老张

下工洗把脸

我们的宿舍

　　过完春节回报社，记者部主任张平力告诉我，新开的《微观中国》专栏要派记者深入中国城乡角落，去体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微观的中国。

　　“老总刚派下的活儿：‘我在工地当民工’，愿不愿意去？”主任问我。

　　“当民工，真当还是假当？”我问。“当然是真当！”主任说，“吃、住、劳动，白天、黑夜，都在一起，不是简单体验，是正经八百地当民工，去不去？”

　　“当然去！”几乎没有犹豫，我立即应承，当下甚至还有点儿激动，仿佛战士突然听到了冲锋号令。

　　寻找工地

　　我找出自己衣柜里最旧的衣裤，带着一应生活用具及相机、录音笔、纸、笔，来到工地报到，接待方把我安排进了电队的宿舍

　　接受任务，首先联系北京某建工集团。得知来意后，接待方表现热情而谨慎。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使劲向我介绍他们对农民工如何如何好：工资没拖欠，文化生活有声有色，经常组织民工看演出、看电影。但就是不同意我这个记者去当农民工，作体验式采访。“防火、防盗、防记者嘛。”对方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别人要来好说，记者要来，我可做不了主，再说吧。”

　　通过关系，我又找到北京地铁一家承建单位。一切顺利。成行前向领导汇报，社领导的意见是：地铁建设有其特殊性，最好还是找一家普通建筑工地吧，去和真正的农民工在一起。于是，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联系，不巧，其答应的工地还有两家“钉子户”没搬迁，开工时间无法确定，只好再找。

　　好事多磨。我终于在中铁十六局集团找到目标。他们也有大楼、场馆建设项目，集团领导对采访表示支持。不过，对于我与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想法，有些不解，一位同志劝我：“现在哪有采访还要住一起的？工地太冷，白天找他们聊聊天、看看就行了，晚上住项目部吧。”我摇摇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工地联系好，项目部经理提个要求，希望我隐瞒记者身份，因为工地一旦出现一名记者，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农民工也会不自然。经过一番商量，我以中铁十六局宣传部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位于北京北郊首都机场附近的这个楼房建筑工地。项目部对工地说，我是来做工程现场调查记录的。

　　3月5日，我找出自己衣柜里最旧的衣裤，带着一应生活用具以及相机、录音笔、纸、笔，来到工地报到，接待同志安排我住进了电队的宿舍，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值钱的贵重物品放在宿舍，于是，我把一台大的相机和录音笔留在了项目部。

　　当上民工

　　干着干着，兴江口渴，拧开旁边的消防水管，“哗”流出来的是混浊带黄的自来水，兴江歪着头，就着水管猛喝一口，咳了半天

　　这个工地目前有100多名工人，由于处于收尾阶段，大楼里的施工队伍主要是电队和精装队，负责布线和做室内装潢。施工队都是中铁十六局通过劳务公司公开招标招来的。施工队队长是哪里人，他手下的农民工也就以哪里的人居多。

　　电队的农民工大都来自河北邯郸大名县下面的几个村。电队队长成才磊是前北峰村的，今年才26岁，在外已闯荡近十年了，年轻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几分狡黠。他儿子刚3岁，在附近的天竺镇幼儿园上学前班。

　　成队长把我领到大楼里，里面一派繁忙景象：楼里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脚手架，很多钢筋铁管从墙体伸出，石料、水泥袋、板材堆在地上，烟尘弥漫，没走几步我就开始呛得咳嗽起来。三三两两的工人或者粉刷墙体、或者登高安装灯具、或者切割石料。烟尘中只能模糊地看见几个人影。

　　转弯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三个民工正摆弄钢管，把电线穿入其中。成队长说，未来几天，我就跟其中一位农民工一起干活。

　　这位农民工叫张丙义，大名县龙王庙村人，今年50岁，兼着电队的设备管理员，大家都叫他老张。老张面色黝黑，眼睛好像永远都在眯着，戴一副皱巴巴的灰手套，薄得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粗犷、朴实。

　　从此刻起，我开始了在工地当民工的日子。

　　老张告诉我，电队主要的活儿就是把各个房间裸露在外面的电线、电缆装入管道，再埋进墙内，这样，房间看起来才整洁。这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但非常琐碎和麻烦，纠缠各处的电缆电线，大的小的、粗的细的，乱麻一样裹在一起，没有耐心根本干不下去。

　　成队长说，这座大楼有6000多套灯具，至少就有6000多根电线需要装配入管。光穿线，十多人的电队，就已经装了4个月。另外，电缆房也有十多个，所以，“还得干个把月。”他说。

　　在电队，工作是分小组各自干的。一般两人一组。老张和另外一个小伙子成兴江（22岁）组成了老少配。我在旁边先当小工。

　　这天下午，老张、兴江的工作遇到了麻烦，电缆槽里的电缆太密集、太杂乱，纠葛在一起，电缆又硬又粗，理起来非常困难，几乎弄不下去。

　　“不行，全拆了重装！”看着这团乱麻，兴江有些急躁。

　　“用不着，先拣好干的做吧。跟做题一样，先拣容易的。”老张不紧不慢道，“这又不是啥技术活儿，咱慢慢分吧。”一老一少埋头继续整理。

　　干着干着，兴江口渴，拧开旁边的消防水管，“哗”流出来的是混浊带黄的自来水，兴江歪着头，就着水管猛喝一口，咳了半天，说：“以后中午不能吃方便面了，老口渴。”

　　从中午干到下午4点多钟，乱糟糟的电线电缆终于被理得顺畅平直。

　　候补队员

　　“这个钻头是开孔的，得换个钻眼儿的。”老张动手给电钻换钻头时，我这才看清楚，他戴的不是灰手套，那就是他的手。

　　趁歇息工夫，我与老张他们聊起来。

　　“每天这么辛苦，一月能挣不少吧？”

　　“还行吧。电队管吃管住，每天发30元，每月还有200元伙食补贴，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老张告诉我，他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和烟，工资能有富余。

　　“懂技术的工人就挣得多，你看人家精装队的，一个月一千五六呢。”兴江补充道。

　　跟老张他们干了几天，我又去到另外一组当跟班。这组是22岁的王卫杰和20岁的王传志，这两个利索的小伙子来自大名县前北峰村，来这里之前在山东打工。

　　给大楼穿电缆，需要爬上爬下，灵活的身手必不可少。传志个子矮，爬高的活儿多是他的。2米多高的天花板，不用梯具，传志踩着门把手，两下就攀上去了，我只有眼光能跟上去。搭档卫杰主要是负责后援。他俩的工作，主要是接续老张他们，给电缆盖上盖儿，达到外观平整的效果。

　　他们身旁有个“多余人”，就是我。

　　我本打算像他们一样地劳动，结果却什么都做不了：爬高不行，装电缆不会，用电工设备，人家不让，怕出事儿，而且我一插手就影响人家的进度，所以只能干些递钳子、扶梯子、拉运器材这些属于“候补队员”的活计，顶多算半个小工吧。

　　“哒哒哒……”电锤响了。

　　“这个钻头是开孔的，得换个钻眼儿的。”老张动手给电钻换钻头时，我这才看清楚，他戴的不是灰手套，那就是他的手。

　　老张边换钻头边说：“这个楼前年一开始盖我就来了。以前家里父母需要照顾，老人们去世之后我才出来打工，主要是给儿子挣学费。”老张告诉我，儿子在老家上高中，一年花费五六千，这对农民来说很贵。以后如果上了大学开销会更大。所以他和同在北京打工的女儿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儿子挣学费。

　　每逢周五，各个队都会集合起来开安全会，工程项目部的韩主任主讲安全施工的注意事项，包括安全用电和安全带、各种电具的使用等知识。

　　工人受了伤，成队长会负责。“这个工地安全抓得好，开工到现在没人受伤。”老张说的受伤指的是断胳膊断腿的重伤，平时工人手上、脸上、腿上磕破点儿皮，脚扭一下，都是很平常的事，没人认为这也算受伤，大家忍忍也就过去了，花费能省一点是一点。

　　吃饭睡觉

　　一手抓俩馒头，啥菜也没有，大家把馒头从中间掰开，抹上辣酱，大口地吃着。

　　夜里冻得睡不着，我从被子里伸出头来看看其他人。大家都像蛹一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谁的头也看不见。老张盖着两层被子，其他人也都把能盖的全盖上了。

　　工地每天的流程是：7点起床，没人吃早饭，洗刷一下就上工；11点半至13点是吃中饭和休息时间；工作到18点，吃完晚饭回生活区聊天，然后睡觉。

　　我在工地的这些天里，都是和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刚过完正月十五，工地上工人少，很多人还在老家没回来，电队没有开伙做饭，大家都是在外面买着吃。

　　由于下工后的时间比较充裕，老张通常会换上一身干净衣裤，穿上一双干净皮鞋，洗个脸，再去吃饭。

　　记得到工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行5人一起出去吃饭。小伙子们连蹦带跳、连打带闹走在前面，我和老张走得慢，落在后面。等我俩进入他们常去的小吃店，他们3人围一桌，已经开吃了，一手抓俩馒头，啥菜也没有，小店桌子上摆着免费的一罐辣椒酱，大家把馒头从中间掰开，抹上辣酱大口地吃着。小店开水免费供应，生活区水管冻坏了，没水，所以大家就在吃饭的时候一杯接一杯地喝水。

　　我和老张坐一桌，看着他们光吃馒头，我便向老板要了4屉肉包子，一屉10个，我和老张吃两屉，让老板放到他们桌子上两屉，我不敢多买，怕伤他们自尊。

　　他们看到包子，很诧异，知道是我买的后，传志、卫杰各端一屉给我送了回来，说：“不用不用，我们有吃的了。”我想推，又怕让他们难堪，正犹豫，老张替我打起了圆场：“熊师傅请你们吃，你们就吃吧。”

　　看他们不再坚持，我说：“白天老给你们添乱，这包子就算赔礼吧。”他们这才端了回去，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在工地当民工的日子里，每天吃饭，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吃完饭，该睡觉了。生活区离工地只有几十米的路，有9排平房，其中的8排是简易宿舍，剩下的一排是厨房、水房和厕所。墙体以铝材为骨架，中间填充着塑料泡沫，上面有几个明显的小洞。

　　电队现在加上我一共5人，睡在有8个床位的宿舍里，我的床在卫杰的上方，一翻身床板就吱呀呀作响。

　　老张见我只带了一床薄被子，就从他的床下拽出一层褥子给我扔了上来：“晚上冷，一床被子不行。”

　　3月5日是我到工地的第一天，正赶上大风降温，夜里－9℃，生活区的水管也被冻坏了。

　　宿舍房檐下冰凌柱一字排开，像仪仗队一般整齐。门关不严实，棉布门帘随风摆动。躺在床上，被褥潮冷异常，水气透过秋裤渗入皮肤，配合一阵又一阵打消睡意的小风，我在被窝里蜷曲着不停地哆嗦，想上厕所的念头也被吹得一干二净。

　　本来生活区每个宿舍都是配有电暖气的，但由于刚过完年，工地上人少，宿舍里的电暖气还没来得及领来。为了多些暖意，屋里的灯夜里是不熄的。

　　每晚上床睡觉时，我都是穿着毛衣、秋裤，袜子也没脱，盖上被子、褥子、外衣，被窝里依旧冷，腿整整一夜不敢伸直，蜷缩着身体侧躺，姿势好像母亲子宫里的胎儿。老是压着一侧容易腿发麻、抽筋，我就不停地翻身，床就一直吱吱呀呀地响，下铺的卫杰可遭罪了。

　　每天夜里，床板的吱呀声此起彼伏。

　　夜里冻得睡不着，我就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看看其他人。大家都像蛹一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看不见头。老张盖了两层被子，其他人也都把能盖的全盖上了。

　　半睡半醒中好容易熬到天亮，下床一穿鞋，两脚像踏进冰窖一样，两股寒流迅速交汇到中枢神经后直插大脑，不用洗脸，人立刻精神起来。

　　在工地睡了几天，我的鼻子和嗓子开始不舒服，好像感冒了。看来身子骨真没法同农民工比。

　　业余生活

　　老张坐在床沿上，一手扶着床边的桌子，一手调试他那台破收音机，从长波调到中波，再调到短波，调频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永远是“嗞嗞”的杂音。

　　工地在机场附近，每晚放工，大家看到起起落落的飞机总要互开玩笑：

　　“传志，你见过空姐没？”

　　“那天晚上你们都没在，我一个人下工回来，正好一飞机落在边儿上，十好几个空姐，大高个儿，裙子可短了，排着队下飞机呢！”

　　“别吹啦，回头你坐回飞机，让她们轮着伺候你才够派呢！”

　　每晚大家围坐在屋里聊天、打闹是最轻松的时候。老张这时一般都斜躺在床上，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半大小子打闹，他跟我说：“这帮孩子一个比一个能说，净胡说八道。”

　　有一天中午，阳光不错，大家坐在生活区边上靠墙晒太阳。卫杰突然问我：“你是什么学历啊？”

　　我脑子里闪现出我认为是很低的学历，说：“中专毕业。”

　　“哇……”大家都哗然了。

　　传志很惊讶：“你这么高学历还到工地上来啊？”

　　电队的小伙子们都是没上完初中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大家都叫我“大学生”。

　　到了晚上，老张坐在床沿上，一手扶着床边的桌子，一手调试他那台破收音机，从长波调到中波，再调到短波，调频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永远是“嗞嗞”的杂音。

　　宿舍里的电器除了灯管和“热得快”，就是这一台破收音机了，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搜索多少调频都没个清楚的台，但老张每晚还是坚持打开找找台。

　　传志的床头放着一本书皮已经破损的侦探推理杂志，一下子就打开在29页，因为该页折得很厉害。我赫然看到这么一段话：“……推断出嫌犯的社会层次比较低，甚至比被害的两个打工妹还低。这种比较便宜的胶鞋，北京人已经不穿了，只有外来民工才穿。由此得出，嫌犯可能是民工……”我不知道传志他们看到这段话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完饭往工地返，路边停着一辆高级轿车，司机打开后备箱不知在找什么，一看到我们几个脏兮兮地走过来，马上直起身子来，用警惕的眼神盯着我们。我在他们中间明显感受到这种眼神的不信任和隔离感，不禁扪心自问：我以前是不是也曾像这个司机一样，用这种带有敌意的眼神看待我们的农民工兄弟？

　　心中的她

　　传志个子矮小，发育得像只有十六七岁。他身边带着对象的七八张照片，远远看去是个笑眯眯的女孩子，每晚像点钞票一样数一遍，看一遍，然后压在枕头下，谁也不让碰。

　　老张女儿20岁，高中没毕业就到北京大兴的一家服装厂打工。

　　我问老张，女儿为什么不继续学习考大学？他说：“上什么大学啊？农民上不了啊，农村分数太高，比城里高很多。”

　　他又说，女儿很爱看书，每次回家袋子里总要塞上几本以前上学的课本。

　　对老张来说，女儿能来看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了。

　　“她都是白天一早动身过来，到了一起吃个饭，之后赶紧往回赶。她来看看我，我就很高兴，她也高兴，就算不吃饭，喝口凉水也高兴。”老张说。

　　兴江16岁就与一起上过学的邻村姑娘订了婚，去年完婚，春节前带着媳妇随成队长来到北京。他们在天竺租了一间10来平米的小屋住，每月房租130元，烧暖气的话每月再加200元。“我们没烧。”兴江说。

　　兴江每天下班赶紧回到生活区，拍干净身上的尘土，一脸幸福地就骑车回家了。一天晚上，兴江顶着大风回天竺，第二天回来有点儿感冒。

　　卫杰问他：“吃药了么？”

　　老张插话说：“白天工地上班，晚上回家又‘上班’，刚结婚火力壮，没空歇着，吃药也好不了啊。”说完呵呵笑了。

　　兴江不好意思地说：“也没每个晚上都‘上班’……”

　　大家一阵哄笑。

　　传志个子矮小，发育得像只有十六七岁。他身边总带着对象的七八张照片，远远看去是个笑眯眯的女孩子。传志每晚像点钞票一样数一遍，看一遍，然后压在枕头下，谁也不让碰。

　　一次，我坐到他床沿上，很小心地问：“传志，让俺看看成不？”

　　他低着头说：“两年了。”他只是低着头，抽口烟，又说了一句“两年了”，仍旧将照片放回枕下。

　　我以为他就这样沉默下去了，就扭头想跟别人说话。

　　“进村往北走，第一个门。”

　　“嗯？”我没留神他冷不丁来这么一句。

　　“那是她家，她长得可高哩，比我高半头。”

　　“行啊，传志。”我笑着拍拍他肩膀。

　　他没有笑容：“俺家里人不让俺们在一块儿。”

　　说到打工，他们都很有经验了。卫杰以前在青岛，一年就挣了1万多元，传志在威海的食品厂做了两年包装工，兴江去年还在河北三河拧过钢筋。

　　卫杰回忆，那时在青岛周末花两块钱坐车去海边玩。现在在北京因为离市区远，就没有时间去市区玩。他很想去故宫看看。

　　老张说：“以前出门打工带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现在一个身份证就够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曾问过他们几个相同的问题：“有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

　　他们或者说继续跟着成队长干，或者说去南方看看，或者说挣钱了回家结婚，之后再出来打工，反正都是要继续打工挣钱。至于打工最终是为了得到什么，他们可能没有想过，或者说即使想也没有什么结果。

　　告别兄弟

　　写稿的时候，窗外北风呼呼地吹，发出尖锐的鸣叫。我突然好想老张、卫杰、传志、兴江他们，这么冷的晚上，你们盖严些啊。

　　当民工结束那天，我没有和大伙一起去上工。我把老张的褥子叠好，放在他的床上，还把一副手套放在桌子上，老张他们干活时候应该用得着。之后我和项目部来接我的人一起走向大楼，去跟大家告别。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老张他们4人正忙乎着低头干自己的事，装作没看到我们。

　　我对正在摆弄电闸的老张说出了我在工地的最后一句谎话：“老张，我要回局里了，回头再来看你们啊！”

　　这时，整个屋子忽然静下来了，兴江停下了手里的电钻，背对着我，蹲在墙角量铝材的传志肩膀突然抽动了一下，他扭头看到我手里的包，又抬头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好像想说什么。

　　老张看着我笑着说：“喔，好啊好啊，欢迎咱们的‘大学生’下次再来啊。”

　　我们转身离开时，背后的电钻又“吱吱”响起来。我这个什么都不会干的“大学生”就这么走了。

　　在和几位农民工兄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能感受到他们渴望交流、融入城市的愿望。好在，今天的社会对农民工的接纳越来越宽容了，只不过根深蒂固的城乡观念让这种宽容不太显眼，因为我们离他们太远了。

　　写稿的时候，窗外北风呼呼地吹，发出尖锐的鸣叫。我突然好想老张、卫杰、传志、兴江他们，这么冷的晚上，你们盖严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