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日关系要慢慢来(图)

　　傅高义（上，唐勇摄）写作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两本书对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进行了“深度扫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则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成为全球畅销书。傅高义博士是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精通中文和日文，是美国少有的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50年来，他多次访问中日两国，一直关注中日关系的起起伏伏。《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请傅高义就中日关系变化的原因，中日关系发展的未来等问题谈了看法。这位已近80高龄的老人非常爽朗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既亲日，也亲中！所以我最希望中日这两个国家友好起来。我不希望它们老打架！”

　　文化差异不是最基本原因

　　记者：中日两国关系为什么会在经历蜜月期之后陷入低谷呢？您如何看待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傅高义：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的确不一样。中国人认为，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意味着为二战的侵略历史翻案。但日本人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祭奠那些为祖国献身的烈士。普通中国人不一定了解普通日本人的这些想法。

　　当然，靖国神社问题如今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而是演化成一个外交问题，演化成中日两国国家意志的较量。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既是为了拉取选票，更是为了显示自己在外交上的强人姿态：“你越不让我去，我越是要去！”就连一些普通日本人也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较劲”。如果你问日本人应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很多人都会说不应该；但是如果问日本人，中国能不能告诉日本能否参拜靖国神社，一般都会说不能，他们认为这是日本自己国内的事情。

　　记者：您是否认为这种对参拜的不同的文化理解是造成中日关系变冷的根本原因？

　　傅高义：我认为文化差异不是最基本的原因。因为总的来看，中日文化一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最早的“大化改新”，还是后来的“脱亚入欧”，日本一直都非常崇拜中国文化，直到现在，日本人对中国文化还抱有崇敬之情，儒学在日本一直很受欢迎。70岁以上有知识的日本老人，二战以前都系统学习过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学和四书五经。日本人对中国的戏曲和现代的一些电影也能接受。

　　第二，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能欣赏。日本的诗歌和小说中国人都能接受。鲁迅、郭沫若和廖承志都跟日本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那一代的中国作家都非常了解日本文化。直到今天喜爱日本文化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

　　第三，中日两国在学习外来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国的小说和电影等艺术在历史上都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而眼下以韩国文化为代表的“韩流”在中国很受欢迎，在日本也十分盛行。

　　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影响深远

　　记者：您如何看待最近几年中日关系变冷的原因？

　　傅高义：政治问题是中日关系变冷的最基本原因，而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对中日关系影响尤为深远。

　　冷战期间，中美日三国一度结成战略同盟共同对付苏联，那时的中日关系自然会好些。但随着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冷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宣告结束，中美日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美日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保留了下来，但中国和美日的关系则渐行渐远。从此中日关系也就进入多事之秋。

　　记者：美国在中日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傅高义：在中日改善关系的问题上，美国能起的作用不大。美国很难劝和，这是因为中日都是主权独立的大国，中国不愿意承认（美国的中间调解），日本也不愿意。美国只能劝说日本，不要在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上制造麻烦，但是这种劝说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因为日本认为这是它自己国内的事情，所以美国只能以“私人”的身份劝告两国的朋友们。

　　记者：面对中日关系目前的局面，您认为两国还应该做哪些努力？

　　傅高义：为了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应该在日本修改宪法、日本争取“入常”等问题上持灵活的外交立场，以正确的心态看待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日本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也反映出其在这方面的心态。更何况，日本今天的宪法是60年前在美国人监督下制定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怎么能够接受外国给的宪法？所以，日本修改宪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关键是内容。

　　加强中日最高层的对话机制

　　记者：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今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将访日。您如何看待目前两国高层的对话与互访？

　　傅高义：首先，日本高层领导体制近年发生的变化，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少负面因素。

　　从1955年到1993年，日本的政治领导体制比较稳定和统一，一直是自民党占据统治地位。但自1993年7月自民党沦为在野党后，日本政治变得混乱起来。虽然自民党后来重返执政地位，但都是依靠与其他政党建立联合政权。日本各政党不断面临分化改组，首相像走马灯似地更换。

　　日本政局变动过于频繁，使得日本政府很难制定和实施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的对华政策，日本高层也很难跟中国领导人发展起密切的个人关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胡耀邦和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与当时的大平首相和中曾根首相等日本执政党以及在野党领导人保持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如今要继续发展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困难得多。

　　在两国高层体制变化的情况下，要更加重视保持两国最高领导层的对话。当然，光最高领导人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最好有一个组织的关系。如果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能跟中国的共产党长期保持密切的沟通，事情就会好得多。

　　通过人民的交往，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国家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中日两国民间存在的某些误解与敌意？

　　傅高义：中日两国相对实力的变化，以及两国部分普通民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也是中日政治关系变冷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大大增强，相比之下日本的发展没有那么快。于是，一些中国人变得有些自以为是，总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对日本示弱，也没有必要向日本学习了。有的中国网民在网上宣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期间，中国球迷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不友好情绪，在日本影响非常大，甚至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对中国本来比较友好的看法。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崛起也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很多日本人总觉得不服气：“过去100多年，我们都比他们强！难道我们现在落后了？”日本的一些国民还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还不断“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50年，中国也赶不上日本。

　　中日两国人民都要虚心向对方学习，要看到对方的长处。实际上，中国在产业质量的管理和核心技术等方面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样，在塑造国际形象方面，日本也应该虚心向中国学习！

　　记者：在促进相互了解的方面，媒体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傅高义：大众媒体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两国媒体都不应夸大反华或反日的声音。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后，要求中国人民多了解日本文化，于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阵介绍日本文化的热潮，有关日本的电影、小说和电视节目在中国很流行。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正面介绍日本文化的中国电视节目却越来越少。我觉得现在应该多起来，建议中国的新闻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把日本的现状更多、更客观地介绍给中国的老百姓。

　　不过，中日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有一步一步地耐心去做。涉日报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和尺度。老百姓一时之间还转不过这么大的一个弯子。我建议你们记者小心一点，要慢慢写，慢慢写日本的真实情况，这样中国人才能“消化”。对日本媒体而言，也同样如此。(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唐勇)

　　新华网消息：2007年，中日两国关系面临继续回暖的机遇。

　　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长李肇星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应该把握中日关系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处理好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拓展和深化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推动中日关系转圜、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2007年中日关系已经迎来了一个良好开局。李肇星于2月15日至17日访问日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定于4月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再次访日。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继续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环球》杂志消息: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猛然发现，东亚正在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有潜力的市场以及最有前途的发展区域。然而，成长不等于长成，“亚太世纪”、“亚洲崛起”等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也不意味着梦想成真。内部涌动的激情、外部虚夸的追捧，仍然难以掩盖东亚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在诸多历史民族问题、国家主义抬头、互信缺失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东亚人困惑而又难以摆脱的主观因素——精神封闭状态。>>点击详细

　　美报：中日互有需要 双方可从对方得到很多

　　新华网专稿：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月8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互有需要，日中彼此都可以从对方得到很多。>>>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