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中国人，让啊，突然进入公民社会，突然获得了权利，很多人不习惯……”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安库雷
3月4日，北京。打假若干年后王海在媒体面前依然以墨镜示人
两个王海
打了12年假，从毛头小伙儿到5岁孩子的爸爸，王海仍觉得自己“算是个愤青”，“整天火儿大”。
今年春节结束，他驾车从老家青岛返回北京，就生了一肚子气。高速公路山东河北界、河北天津界的收费站堵得老长，各花了一个来小时才通过。“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14个小时。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他说可能要到济南举报高速公路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打算先起诉航空公司，告他们收机场建设费。而春节前，北京一中院刚刚开审他状告如烟欺诈的案子。
这只是一个王海。
另一个王海呷一口咖啡，略带点坏笑，摘下墨镜的眼睛瞟向窗外的人流，“我们就是给人家当枪使的。”采访两个多小时，这句话他讲了三遍。
“枪杆理论”并不新鲜。2006年4月，有人在他的博客攻击他，“你就是一杆枪，给出钱的客户攻击竞争对手用的；心里有鬼从来都不敢摘下墨镜，打着我们消费者的旗号，假装正义凛然的骗子。”
王海立刻出来反击：“企业之间互相监督，有什么不好？如果企业之间都找枪手把竞争对手的毛病揭露出来，受益的还不是广大消费者吗？做一杆枪，参与行业自律，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这人可悲又可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有些人的观念还这么落后呢。”
他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两项工作，其一是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其二是扮演“讨厌律师”和志愿者的角色，或代理消费者起诉各种不法商家，或主动找企业的非法问题（主要是欺诈行为）采取行动，有时候是非营利的，有时候也可以得到收益……
“非营利组织和讨厌律师的发展都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峥嵘往事
2006年6月，“王海热线”作为非营利部门，正式从他任执行董事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划出，王海开始“两条腿走路”。此时，距他1995年在北京第一次依据“消法”第49条的规定，购假索赔受挫已有11年零3个月。距他的大海公司正式开始办公，也有了8年零10个月。
“当时看他，就是一个淳朴的山东青年啊，表面看不出睿智的样子，但是很‘杠头’。”1995年率先报道“王海现象”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说。
当年10月，这“杠头青”二度进京城打假，一周之内获赔8000元，到11月，他在安定门某商场购假付账时，已有收款员认出他，并提醒售货员：“小心！别让坏人钻了空子。”
随后，中消协与中国消费者报举办研讨会，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专家何山等人力挺“王海现象”。
“消法颁布了近两年，终于冒出了个王海。”何山感叹。此后，媒体纷至沓来，王海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墨镜也随之寸步不离身。
1998年，王海“打假英雄”的声誉达到顶峰：在上海与访华的克林顿夫妇对话，并被克林顿称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1999年算是一个转折。因为揭露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他被这家公司及其“伙伴报纸”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一时间，“黑吃黑”、“王海疯了”之声不绝于媒体。
2000年，王海宣称个人打假“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个人打假索赔，旋即又引发地震：打假盟友刘殿林等公开与其“割袍断义”，因为“王海要扼杀‘王海现象’了”……
如今，刘殿林等也走向了公司化打假，接受客户委托，做一个调查“几十万很正常”。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是误会，并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王海为老师。
王海则直言，个人打假仍有可为的空间，但打假者、维权者面临的环境在恶化。
“经营者利益集团在变强，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不正当利益写进法律，而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则是缺位的。”他说。
他认为消协也是利益导向，“连‘3·15’标志也要收钱。”第 1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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