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被广电总局副局长指责为“侮辱时代”、“侮辱中国人”的《苹果》剧情是这样的:一对民工夫妻,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就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女的怀孕了,男的更因此加码。平心而论,按照新闻的“轰动性标准”来衡量,这样的故事不会产生任何的轰动效果。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评价电影好坏的标准是什么?电影可不可以反映现实问题?评价现实题材电影时,要不要在“艺术的标准”之外,再加上一个“主旋律的标准”?或者再加上一个“赞美时代的标准”?在我看来,一部电影如果不仅客观反映了现实问题,而且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就是一部好电影。比如,我们或许会思考:《苹果》中的民工夫妇有怎样的遭遇?除了索要钱,他们还有没有其他更加体面的“维权途径”?又有谁来帮助过他们?钱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怎样的重要性?什么是“人性的残忍、无奈”?乃至什么是“国民的劣根性”?
作为普通观众,任何人都可以对《苹果》发表褒贬不一的意见,但作为有关部门的官员,以题材的问题简单否定一部电影值得商榷。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先生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而信使的诚实与否,取决于他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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