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节目质疑查尔斯行为举止 讽其过于关心政治

　　不安分的查尔斯

　　钱克锦 夏宛清

　　作为未来的英国国王，查尔斯王储近年来在公众面前亮相频繁，在全球变暖、有机农业、教育等许多领域都公开发表言论。这位今年已满58岁的王储看来已在为继承王位后的生活作准备。

然而最近，就在隐喻查尔斯比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更懂得遵从民意并与民选政府打交道的影片《女王》被奥斯卡加冕之际，他的麻烦来了：英国第四频道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对查尔斯是否一名合适的王位继承人公开表示质疑。电视节目称，一名王室“内部人士”向节目摄制组披露了查尔斯与多名内政大臣书信来往频繁的情况，并暗示查尔斯在议员中进行秘密游说活动。节目同时还指控查尔斯在康沃尔地区的财政问题上“行为可疑”，很可能是在建立供给王室奢侈生活的秘密基金。节目甚至婉讽查尔斯过于关心政治：“与从不公开自己政治观点的女王相比，他的儿子显然是个坦率直言和富争议的人物。”

　　对于上述指责和猜测，从王储办公室到查尔斯的私人朋友纷纷表态，斥其为无稽之谈和毁谤行为，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查尔斯是英国王室中的异数。和他的从二战时代走来的母亲不同，查尔斯带着面向未来的种种气息，这类气息也许对温莎王朝几百年来的王室传统是个威胁，也给世人带来了对这个君主体制可能不再安分的担忧，但却也指向另一种可能，即他试图改变王室习俗中僵化的不适应时代进步的部分，同时以积极的参政形象挽救因身处无密可守的媒体社会而不断流失的王室权威，切除危害王室肌体的慢性肿瘤。

　　走出戴妃阴影

　　在2月25日的第79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纪实影片《女王》获最佳女主角奖。影片描述的是10年前戴安娜王妃玉殒香消那段日子里，王室内部以及王室和政府之间就已经失去王室成员资格的戴安娜死后应该采取何种追悼仪式而产生的纠葛。引人注目的是，影片穿插讲述了查尔斯在前妻亡故后的悲痛心情以及他主动与首相府商讨如何劝说女王同意举行特别葬礼的细节。

　　1997年夏天，已经和王储查尔斯离婚的戴安娜，在巴黎一次躲避记者对她和男友追踪的赛车中，因司机酒后驾车速度过快而撞车，3人齐齐送命。噩耗传遍世界，英国200万人夜宿街头，表达哀痛。但女王却认为这是戴安娜所属斯潘塞家族的“私事”，与王室无关，所以拒绝了她的“第10任首相”布莱尔关于要她赶往伦敦出席纪念活动、发表声明的建议。

　　然而，被戴安娜的亲民作风和“婚姻受害者”形象征服的英国民众却不依不饶，电视受访者纷纷要求白金汉宫降半旗致意，报纸上出现《让我们看看温莎城堡的人有没有心》这样的标题，民间则流传着各种阴谋论的小道消息。最终，当布莱尔提醒女王有1/4的英国人觉得应该废除君主后，女王才表示屈服，从苏格兰赶回伦敦对戴妃亲致哀悼，并通过电视向全国及全世界发表声明。

　　《女王》导演弗里尔斯私下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还说：“戴安娜死后被说成是个圣女，而实际上，这位王妃的行为往往没有个准，疯疯颠颠的。从根本上说，造成她悲剧性一生的关键原因，是家庭强加于一个少女的包办婚姻。这种野蛮婚姻构成的家庭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她的死更为悲惨。”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传媒对于戴安娜悲剧的重新梳理，戴妃因素对于王室声誉的影响越来越小，在2006年12月英国警方出具了车祸纯属事故的最新调查报告后，对于戴安娜被谋杀的最后一丝怀疑也在民众心间逐渐退去。

　　2005年4月，查尔斯与同样离婚多年的旧情人卡米拉再度踏上了红地毯，两人在温莎市市政厅举行了一个“平民婚礼”。尽管没有日后晋升为王后的资格，卡米拉还是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赠送戒指的祝福。一向保守的英国王室之所以肯为查尔斯娶一个寡妇网开一面，除了媒体大众被两人的坚贞爱情打动而不再出言讥讽外，也因为以伊丽莎白女王为代表的王室群体近年来丑闻不断——女王被议会查税，公主王子纷纷婚变，王室成员生活放纵，花钱如流水，这使他们难以诉诸高道德戒律。

　　回击媒体越界

　　虽说大权旁落已200多年，但英国王室群体并没有从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消隐。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君主的确居功厥伟，堪称统一的英国的象征。例如，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谈起这段令英国人眉飞色舞的黄金时期，人们总是冠以当时在位64年（1837~1901）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号，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而不叫什么“扩张时代”或“日不落时代”。这一点，正应了当年君主立宪主义者的一大目标：负责治理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可以频繁换马，但作为国家象征的王室却要始终如一，万世一系。

　　另一方面，王室还屡屡因为各种新闻成为焦点，满足公众茶余饭后的好奇。例如，乔治四世（1820-1830在位）的贪婪、酗酒和超级肥胖总是伦敦坊间的好话题；爱德华八世的“不爱江山爱美人”（1936年1月登基，11月因眷恋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而宣布逊位）也铸就了永恒的浪漫话题；至于查尔斯和戴安娜、卡米拉“过于拥挤的婚姻”，更是“世界大事”。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弥足观瞻，王室自然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一些数据也可以说明，王室在英国非但不是闲散的存在，而是非常忙碌、极其重要的一个机构：王室每年在英国和海外进行约两千个官方活动，在包括白金汉宫在内的各地接待7万人吃饭喝茶，收到并回复大约10万信件，3000多家机构挂名王室名下或者请王室成员任职——作为王室君权的集体体现，王室成员可以代表女王代表君权参加各种正式活动。有了这些公开露面的机会和造势的需要，也就有了大报小报无止境的追踪报道。

　　英国王室在二战期间的杰出表现，尤其国王乔治六世冒着生命危险去前线视察并发表激动人心的广播讲演，一度为媒体称道。但在健忘的当代媒体眼里，当今王室比一个常演不衰的戏班子高级不了多少，所以，即便戴妃之死有狗仔队一份“功劳”，王室也要容忍；即使戴妃生前死后众多小人要抖搂叫卖王室的隐私，王室也不能发怒；王室已有太多特权，所以应把王子送到军队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甚至把哈里王子送到伊拉克战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王要谦虚，不要和政客相争，而要走平民路线，像泰国在位60年的普密蓬国王那样“不问政治，只问民生”，只有这样，古老的君主制才能见容于现代的民主社会。

　　这样的苛刻要求对于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除了已故的据说从来没有丑闻的英国王太后伊丽莎白。不过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二世在戴妃葬礼过后显得异常大度，于2001年始下令公布王室每年开支，开放白金汉宫以吸引外国旅游者，并打破300年来的禁例，首次出售王室地皮以冲抵开销……甚至在一部所谓美国纪实故事片《父与子》将查尔斯长子威廉王子描绘成一个吸毒酗酒的好色之徒时，女王也没有采取像样的法律措施，仅在2003年对凭假身份混进王宫“安全卧底”长达两个月的英国《每日镜报》记者帕里引用“预禁令”，要求法院强令《每日镜报》闭嘴，不得再刊登有关王室内幕的报道。

　　但查尔斯可没有女王这样的好脾气，2005年底，他怀疑自己的移动电话和王子住宅的电话遭窃听，要求伦敦警察厅出面调查。7个月后，警方将3名涉案者全部逮捕，其中一人是英国《世界新闻报》王室新闻编辑古德曼，另一人是为该报工作的私人调查员。2007年1月，古德曼当庭服罪，被法庭判处4个月监禁，而该报总编安迪·库尔森也被迫辞职。通过这一仗，查尔斯成功地为王室捍卫了尊严，依法回击了媒体的越界行为。

　　超越女王局限

　　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即位，次年加冕。她自幼在皇宫内接受教育，主修宪法史和法律，能流利地讲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与10任首相打过交道，通过他们了解自己属下的人民，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不愉快，但也难免在对世界变化和进步的领悟上滞后一步，因此会在戴妃葬礼问题上发生离奇的倨傲和致命的迟到。而查尔斯受教育的环境明显比母亲开放，他曾被交流到澳大利亚学习基础知识，也曾进入皇家空军学院和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接受军事训练，并有5年时间随皇家海军在国外服役，更重要的是，他是取得学士学位的第一个英国王储，曾出版过研究英国建筑的著作《不列颠的幻梦》。

　　作为伊丽莎白二世和原丹麦亲王菲利普·蒙巴顿的长子，查尔斯从小就生活在被传媒包围的环境中，他与戴安娜1981年的“世纪婚礼”引发全球7.5亿人收看，婚后他也在妻子的爱出风头和母亲的谨小慎微之间注意保持平衡。母亲对于王室权益的珍惜和对王室隐私的捍卫自然给查尔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深知被动地维系王室的神秘和尊严并非一条可以走远的路，对他而言尤其不适合。道理很简单，就是查尔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时所总结出的：君主立宪是有价值有用的体制，但公众对君主政体的崇拜可以轻易地转化为不满。如果王室做不到现代化，不能谦逊地走进平民，只关心抽象的“民生”和国家形象，那就会像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一样，最终遭到政党和人民的抛弃。反之，如果王室主动地接触人民，参与拟订正确的意见，并对政府的决策进行有效的反馈，或将会延长王室的寿命。

　　事实上，从查尔斯的频频出访欧美中东大洋洲和与英国上下各阶层的交流也可以看出，他不是在进行一般的接位前的热身赛，而是试图超越女王自年幼即位以来对政治事务保持的传统距离，开创一番属于他这样的既不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不是懵懂孩童，而是各方面都能应付裕如的政治新人的时代。反过来说，如果他不积极展现自身的独特优势，改变国民由于女王长期执政而习焉不察的对于“虚君”应当无为而治的谬见，那么，凭什么在伊丽莎白二世退位之后，人们会推举他这样一个有过不幸婚史、一生“碌碌无为”的失败男人，而不是他和戴安娜的孩子，更被国民认可的威廉王子（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继位呢？

　　何况，他的母亲已经81岁，过问世事已经力不从心，而英国当前工党献金案愈挖愈大，原本政府筹划推进的维持伊拉克治安、阻止苏格兰独立、提高教育收费、遣返外籍囚犯、打击种族主义、填补安保漏洞等计划也问题百出，再加上前一阶段钋元素夺去英籍原俄罗斯特工性命和最近禽流感疫情再袭英伦，搞得人心惶惶，民众除了对产生新的政治家有期待，对于王室能在危难之际起到应有的安定人心的作用也有相应的期待。而查尔斯正是从他所擅长的方面以王储的身份对时事发表了一些个人见解，这并不是什么逾越法纪的事。

　　100多年前的英国学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英国宪政》一书中曾论述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优点在于让君主超越党派和地方之争，成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家统一的象征。不过，白芝浩也提出，君主施行权力有三个途径：被政府咨询权，鼓励政府，警告政府；他还觉得王室很重要，把整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人放在象征权的宝座上，可以制止个人的傲慢，代之以可亲的家庭生活。回顾伊丽莎白二世在位这55年，固然她保持了超然的中立地位，但也未免对于一些重大的政府失策估计不足，劝诫不够，而查尔斯在其光环之下熬得头发都快白了也没有亲政机会，其失落可以想见。所以他经常穿着花格裙子跑马遛狗，看无用的哲学书，以及在尚未和戴妃离婚时在给卡米拉电话中自称愿投生做卡米拉的“内裤”，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早在1998年查尔斯50岁生日时，英国第四频道就将他描述成一个“懒惰、贪婪、不关心环境问题的人”，而当他再婚后在卡米拉支持下正要振作的时候，同样是这个第四频道，却指责他对国家事务“爱管闲事”，这不是有点滑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