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有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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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炮轰”李玉导演、佟大为、范冰冰主演的《苹果》是在“侮辱中国人”。《苹果》的剧情是这样的：一对民工夫妻，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就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就在双方为钱争执不下的时候，女的怀孕了，男的更因此加码：孩子加强奸，总共12万元。

　　（见C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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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事小国家形象事大

　　陆高峰由于笔者还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电影，所以对于电影的具体细节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如果这一切来自国外评委的指责和电影局官员的“炮轰”都没有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不管导演李玉的个人表达心理和“走向世界”的获国际大奖的欲望多么强烈，她作为一个电影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对塑造国家形象所承担的责任。

　　类似影片中这样一些极端的事例在生活中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导演采取的是“冷静旁观”式的“写实”，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追求感官刺激和心理猎奇式的渲染，那么，影片在国际上给我们营造的可能就是“龌龊”、“肮脏”、“丑陋”的整体中国人形象。

　　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力极大的大众媒介，在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往往被看作一种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一个明显的事例是韩剧在国内的席卷而来，它们总是把韩国人塑造成那种温情脉脉、团结友善、仁义道德、富有责任感而又坚韧不拔的正面形象，这种“虚拟镜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国人的“哈韩”情结，这不仅导致了国人对韩国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超乎寻常的正面评价，而且带来中国年轻一代对于韩国商品等物质层面的盲目追寻，也助长了韩国影视、娱乐等文化产品更大范围的“入侵”。

　　影视产品营造的“虚拟镜像”事关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真实镜像”。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每一个电影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个人名利和某一部电影艺术实验上的得失上，更多地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如此，一部《苹果》即使付出的代价再“惨痛”，都不怎么值得“抱怨”。

　　>>>反方

　　化解偏见不能靠蹩脚地藏掖

　　舒圣祥我们评价电影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电影可不可以反映现实问题？评价现实题材电影时，要不要在“艺术的标准”之外，再加上一个“主旋律的标准”？或者再加上一个“赞美时代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一部电影如果不仅客观反映了现实问题，而且能引起观众的思考，就是一部好电影。比如，我们或许会思考：《苹果》中的民工夫妇有怎样的遭遇？除了索要钱，他还有没有其他更加体面的“维权途径”？又有谁来帮助过他们？钱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怎样的重要性？什么是“人性的残忍”？什么又是“人性的无奈”？乃至什么又是“国民的劣根性”？

　　当然，作为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对一部电影的好恶；但是，作为电影官员，以题材的问题简单否定一部电影，却很值得商榷。这让笔者想起了王小波先生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而信使的诚实与否，取决于他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可以想见，在花剌子模，信使早晚会变得滑头起来。王小波先生的结论是：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当下的中国，呼唤“文艺复兴”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没有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是决计不会有“文艺复兴”出现的。

　　心理需要与事实真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也许希望《苹果》中的民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同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事实真相往往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眼不见为净地逃避，还是勇敢地正视现实？一定意义上，《苹果》所实际考验的是我们直面现实的胆量和气度。不否认，这样的情节有可能加深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偏见。但是，化解偏见的办法不是蹩脚地藏掖，而恰恰是大度地揭露。不是说“谣言止于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