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湘粤等省争抢试验新区 争夺特权提高城市竞争力

　　据新华社、《瞭望》报道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下称“试验新区”）的争夺，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四大区域争夺“试验区”

　　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试验新区”；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试验新区”；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试验新区”。此前，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表达了相同的愿望。

　　争夺火热的背后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许多专家都认为，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认为，这种新时期下的探索的政策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金融政策方面，试验区将拥有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推动形成区域金融中心；二是土地方面，地方政府将拥有新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现区域整体规划、连片开发方面；三是拥有一些配套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例如设立保税区，有助于吸引更多外资，保持城市竞争力；四是实现“大通关”，突破城市发展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