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了外企的成长

　　那一年，外企似火

　　随着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炮响，中国内地诞生了一个崭新的事物——外企。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ＦＥＳＣＯ)成立。这个时间大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一代外企员工大量出现的起始点。

　　在国人最初的记忆中，外企就是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中进出的男男女女。在这幢上海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建筑中往来的外企员工，个个西装革履，无比体面，他们的存在成为时代的惊叹号。以至于一些８０年代毕业的上海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虽说当时外企员工普遍高人一等，但实质其内部也有等级之分。除了“干力气活”的劳工外，从事脑力劳动的员工，大多成为了最早的白领阶层，其中会外语的员工更为抢手。在封闭３０年后的中国，这种人才寥若晨星。８０年代初，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曾辗转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个自学外语成才的青年，可厂里死活不肯放人。为此，青年找到了街道、区政府、区工会、集体企业管理办，耗时两个月，最终被厂里登报除名，才成为一名外企翻译。“外企员工一定是体制外的人”，这一观念很长时间占据着国人的头脑。

　　外企规范式的管理方式同样造就了模板式的员工形象，但８０年代的外企员工仍不乏像洪晃那样的新闻人物。７０年代留学美国的洪晃在１９８４年留学归国，成为职业出版人之前，她曾在一家美国外企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月薪８００美金，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月５６元人民币。拿着百倍于普通人的工资，８０年代的洪晃却对奢侈没有任何概念。最奢的时候，她在天坛附近的乾隆绸店买回一千多块钱的绸子，回家即被母亲数落。

　　在８０逐渐向９０过渡的年代里，许多人在停薪留职的名头下，做出了在那会儿看起来惊天动地的选择——改投外企门下。１９８８年，《解放日报》登出第一则英文招聘启事，应聘者如云。当时外企员工的薪水普遍是体制内的５到１０倍，文秘、司机等也是每月五六百外汇券。

　　在充分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羽翼庇护下，外企员工与普通工人也被分割在了两个不同的序列中。因为腰包鼓了，张扬、炫耀便有了资本，当老百姓在街上吃着两毛钱一根的冰棍儿时，常常能看见外企白领举着砖头般的大哥大在街道的尘土飞扬中大声讲电话。他们频繁光顾城内有数的几家西餐厅，聊天时夹杂着英文词高谈阔论。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随着人事、社会保障、流动就业制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制外就业开始有信心了。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外企进入快速膨胀阶段，外企职员阵营也随之泡沫化增长。进入２０００年后，外企数量进一步增加，１９９８年上海注册的有２万家外企，到２００５年增为１２万。由最初的“水中望月”，一直到现在的“遍地开花”，外企逐渐走进中国百姓的生活。

　　酒吧、茶餐厅、打卡器逐渐渗入中国文化而变得稀松平常，围绕在外企身边的光环也在慢慢消失。

　　外企第一人冯志根的内地30年

　　批复选址时间都很快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对于这家尚走在摸索阶段的外资企业来讲，是里程碑式的一天。甲方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作为乙方的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正式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代表就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

　　与现今外企开张时鲜花掌声簇拥的隆重场面相比，预示着上屋电业有限公司诞生的签约仪式很是简单。冯志根介绍说，除了签约三方的代表外，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领导只有石岩上屋村的村委书记。签约当天，热情的上屋村民特地杀了一条黑狗，就挂在村委大门上，这让冯志根哭笑不得：“我个人是不吃狗肉的。”“老实讲，当时手续方面非常简单，批复选址时间都很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区别，并没有体现在他办厂的过程中。

　　最初的上屋电业有限公司只有４００余平方米，还是在原本仅仅是平房的村委办公室屋顶上加盖的一层。工厂投入生产的第一年，源源不断供往香港总部的线圈都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冯志根忆苦思甜：“在工业生产中，用水、用电的不方便带来了不小麻烦。我们的工人为了生产需要每天从水井中打水，电量的限制也造成了照明不足、机械用电量不能过大等问题。”

　　建厂第二年，原厂厂址的后面盖起了一座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新厂房，这对冯志根及工厂的员工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工厂扩大的同时，原本只有３０多名的工人数量，也扩展到了７０多人。

　　女工抱着孩子来上班

　　这位在内地摸爬滚打３０余载的香港人冯志根，早年在台湾大学读机械系，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英美烟草公司生产部，之后就进入了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也就是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深圳上屋电业有限公司的总部。１９７７年年底，壮志满怀的冯志根受命来内地建厂，３０年后，从最初上屋电业的一无所有到如今的名声大噪，身为总经理的冯志根也换来了满头白发。

　　作为“第一个在内地吃螃蟹的人”，冯志根见证了深圳前进的每一步足迹。谈起最初在深圳选址开发工厂的过程，冯志根历历在目。深圳经济特区的“身份”与邻近香港优越的地缘优势，使得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首家外企在此落户。

　　冯志根回忆道：“当时我们得到了内地改革开放的信息，经过考察，首先找到的是当时的广东省二轻工业厅，他们很欢迎我们来投资。”在得到批准后，就将厂址选定在宝安县石岩上屋村。

　　冯志根笑着谈起了最初的员工培训：“我们从香港带来几名技师，负责对新进工人进行培训，大概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工人才能独立生产。”最初的３０几个工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迈进工厂的农民，他们一开始并不适应工厂的生产作业，冯志根常能看见女工抱着孩子来上班。经常有人由于做饭、收割等原因不见踪影。

　　当时位于香港的电业有限公司总部在香港有工人７００多名，一个月要发薪水２００万元左右，线圈厂当时工人都是按照计件支付工资，成熟后的技术工人工作一天，可以领到９元钱的薪水，月收入２００元左右。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村民们从农田里走进工厂，如此高的工资标准能令他们欣喜异常。

　　走上高新科技之路

　　１９８８年，香港电业有限公司将５０％的生产任务转移到深圳，厂名变更为“电业制造厂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公司再度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全部生产线迁至上屋电业，在香港只保留行政、研发等部门。２００３年，上屋电业又在龙岗建厂，研发部门也全部迁到深圳。

　　与目睹中国改革开放的首家外资企业同时成长，冯志根有很多感慨。如今的上屋电业已经有两个厂区，新建的位于深圳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名叫“全能电业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占地８万亩的三层厂房。

　　近期全国人大通过了“两税合一”的议案，曾经享受许多“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将走出光环。谈起这一问题，冯志根表示，如今的上屋电业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压力。因为公平的竞争能让企业良性成长。冯志根介绍说，他们会在近期将全部厂房搬到龙岗，那里有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全能电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研制高新科技产品为主，为上屋电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是保证他们不被时代淘汰的必经之路。冯志根自信地说，今后的上屋电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统计，深圳市宝安区总人口超过５００万其中９０％以上是外来劳务工。作为深圳辖区之一的宝安，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早吸引外来劳务工的地区之一。上屋电业有限公司首开内地“外企”先河后，８０年代，又先后有大大小小千余家外企进驻宝安区。时至今日，仍然有数百万从全国各地潮涌而来的外地建设者栖息于此，使其成为全国劳务工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宝安区中拼搏的外来劳工里，更是走出了像郭如贞这样的全国劳模。□ 实习记者／裴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