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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伟民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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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伟民《告考生》帖截屏 |
浙大教授细述为何拒招研究生
文/本报记者 邓艳玲
继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出走，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提出罢招之后，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包伟民成为第三个用实际行动对研究生招生制度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学者。他在某国学网站发出《告考生》声明，因为浙江大学近日出台的新的研究生招生规定，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
引发包伟民这一声明的原因，来自浙江大学研究生改革的一项新制度：研究生导师招生，需向校方缴纳“助研经费”。
3月25日晚，本报记者通过MSN专访浙大“拒招”教授包伟民，一同面对各种质疑。
方案只讨论了一次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为什么想到在网上发《告考生》帖？
包伟民（以下简称为“包”）：我就想让考生不要花无用功。
但这次报考的硕博研究生都是去年秋天报的名，而新政是今年2月末公布的，其实我无法为这次已经参加考试的学生负责。
青周：既然没有用，您为什么还要发呢？
包：这次发帖对去年报考的学生已经无效了，但对今后可能报考的学生必须发呀。
青周 :这个方案不是已经讨论了5个月么？
包:校方说法吧。
我，作为一个学科的负责人，上学期末被召去开了一次会，征求意见，就此一次，再无下文。今年开学后正式通知了。
青周 :那一次会是怎么征求意见的？
包: 那次是学院开会，十几人参加，大约一个小时，都是各学科的主持人。大家一片反对声，提了许多意见。让大家提意见，走走形式而已。主持者也说他只是秉命宣布而已。
青周：您真的交不起钱了？
包：这不是钱的问题。近年来，应用学科的强势影响，以“规划”确定研究项目，用金钱推动学术研究，将研究生作为导师“研究团队”的成员，加入导师的“项目”研究，得到成果后，师生联名发表，似乎已成了“学术研究”的一般公式。
史学研究与这个公式有距离。我们一般不靠“规划”来确定研究项目。主要靠兴趣来深入研究。有成就的史学家，最好的专著大概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青周：为什么呢？
包：史学领域，真正的研究大多是个体性的。我读硕士与博士时，老师不给我指定论文题目，而要我自己去“发现”。我自己当导师，也从不给学生指定论题，一般都尽力推动他们自己去寻找研究论题。
历史学领域，老师一般是不拿学生当研究助理。一般绝不与学生联名发表论文。
人文学科是老师为学生打工
青周：浙大研究生招生改革方案都没有考虑到学科的差异吗？
包:是。应用学科领域，学生确为教师的助理。教师为此付出经费，是国际惯例。人文学科（这里不能简单地说“文科”）是教师为学生打工，我们培养学生付出的精力不少。我本人此前大约一半时间用在学生身上的。
青周 :您怎么分配时间的？
包:我的工作时间，大约一半上课、指导研究生等。指导研究生，除面谈外，主要是替他们改论文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杂务。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基本是纯粹付出，为什么还要付钱给学生？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的困难，老师应帮助。这是另一回事，何劳校方从行政层面作规定?
浙大声称要打造“东方的剑桥”，不能靠行政手段。剑桥的博士也并不要求发表这样的论文啊。一个研究生是否达到博士的水平，应该由这个专业的教授来定标准，不应由行政管理层来定。
因为我傻才出来说“不招”
青周：校方设了扶植基金，您实在不能承担，可以申请“扶植基金”呀？
包：问题是我们历史系的老师大多感到，这好像你向我买了一个商品，不但没向我付费，反而要我付钱给你。你大度：你没钱？打个报告申请一下，我给你减免一些钱。你觉得这合适吗？所以，有“扶植基金”，也无法申请。
青周 :为什么无法申请？您不觉得这种中国文人式的清高是会误事吗？
包:史学哪来那么多的“研究项目”，即便有，经费也极少。
我不可能向无理向我收钱的人去申请“扶植”。
青周 :除了历史学，其他人文学科的人想法是什么样呢？
包:对改革方案都没达成一致。文史哲差不多。都提了很多意见，基本未见采纳。
青周 :为什么您出来说这事？
包:我这个人比较傻。征求意见会上，叫着“不招了”的人多的是。
有人问过我，既然你们都说人文学科是老师为学生打工，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招生呢？我也觉得难回答这个问题。如孔夫子所说，好为人师吧。
争面子还是求尊严
青周：您不认为这是校方为了控制招生数量，以免研究生过滥过多的良苦用心？
包:我们以前的招生量就很少，这样的新政，实际结果只能是基础学科的招生名额更少，应用学科的招生数扩大。这样一来，可能会将老师该出的那份钱转嫁到学生头上。我的考生已有人来说了：老师，这份钱我来出。我当然不会接受。
我不想招博士生好长时间了，总下不了决心。这次新政给了我一个推动。
青周 :您自己说不招就可以不招么？
包:我还可以个人做研究，写论文和专著，上课，反正完成工作量就是。
青周 :您这算不算非暴力不合作行为呢？ “拒招”会有作用么？
包:不是。本来，如果学生不合格，我们可以不招。
我知道我的这个行为不会有效果，但必须做，不能再害学生。我想借你们报纸向我们管理层说一句：矜持于行政权威，争得面子；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赢得尊重。
青周 :学生什么反应？
包:我有两位硕士研究生，是近年较难得的，很不错。他们都希望转为直接攻博，现在难了。我知道他们相互讨论，但都没问我，不好问，怕我伤心。
青周 :历史学科其他学校的老师们有没有和您交流过这件事？
包:有。上周在北大去纪念我的博士导师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时，海内外的朋友见面，问起此事，用词虽不一样，意见惊人的一致：凭什么收你们的钱？我回答：改革。罗兰夫人说：自由呵，有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改革呢？
只从应用学科角度制定政策是片面的
青周 :有人说，这个方案至少是个次优方案，比现行的规则要好。
包:人文学者不能接受，应用学科可能好些。问题是他们以为我们也应该这样。也有人称目前的方案有利于学生。比如经济系有人说如果拿到全额奖学金，钱比以前多了。但你弄清楚了，拿全额奖学金比例是多少？
青周 :有人说您太恋旧，是过去旧规则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不思改革。
包:让他们说去。这是改革吗？
青周 :那是什么呢？
包:研究生收学费，可以算改革；应用学科教授拿学生当劳动力，现在规定他们必须出助研经费，也可以算；但史学，本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并绑上，胡闹。
实际后果一是招生大大缩减，二是增加学生负担（如果老师让学生出此“助研经费”更糟），三是将原本比较“人文化”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像应用学科那样：老板——雇工。
青周:某经济学教授所说，现阶段改革只能在边际上渐渐推进，需要有人做出牺牲和妥协。
包:谁来牺牲？他们经济学家吗？
青周: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总需要些人从整体角度来看？
包:这话如果我们系里的教师来说，我没话说，“经济学家”是“改革”的得益者，没资格说此话。我这样提意见，正是从整体出发看问题。他们未能从整体看问题，而片面的只从技术专业、应用学科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这不可能是“整体立场”。
青周：有人说，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如果读书阶段，没有经过老师的指点，课题的历练，没有打下扎实研究功底，没出路？
包：这是应用学科习惯于被计划外加的“课题”训练出来的思路。“课题的历练”，在应用学科可能如此，所以他们会联名发文。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也该这样，在历史学绝非如此。
一级期刊全给浙大发论文也不够
青周:可我看到有您和学生联合署名的论文啊？
包:我确有与学生联名的，三种情况，一是我确与学生合作研究了，如将学生的论文从资料到文字大动手术，一篇；二是我的论文让学生挂名，让他们能毕业拿到学位，一篇；三是学生论文，杂志也同意发了，但说必须有导师挂，一篇。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也无法每年在一级刊物发那么多文章，其实每年一篇都难，所以没法帮学生了。
青周：为什么要您帮学生呢？
包：浙江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论文才能拿学位。
光我所从事的宋代史这个历史学的三级学科研究领域，全国大约有近百个教授，更多的副教授以下专门研究人员，加上近百个博士研究生。
但每年这些“一级刊物”可以提供的版面，绝不会超过二十篇论文。这些版面全部拿来给我们浙江大学的教授学生来发表论文也不够。实际上博士研究生在一级刊物发表论文，是不可能的。
青周：您不觉得这样严格要求是为了提高咱们的学术质量，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包：我并不怀疑浙江大学出此规定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之初衷。但只要稍微计算一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现在我三个在读博士生，都不知道如何拿这个学位，根本不可能在一级刊物发论文。
我有几位博士生，答辩了，拿了毕业证，但没有学位证。要等他们发表了论文才能拿。有几位学生毕业后是自己出钱将毕业论文印成书，算成“论文”，才拿到学位的。
校方鼓励师生联合署名
青周:那您觉得他们够博士毕业水平了么？
包:不能说他们很优秀，他们的论文外审（现在都匿名）都通过了，答辩也通过了，应该算合格。
青周:是不是其他学科发表论文很简单呢？
包:应用学科大多做得到。他们杂志也多多了，而且一篇论文好多人署名。但历史学极少联名发论文，所以有人鼓励我们也应该学生的论文老师来署名。
青周:谁鼓励？
包:校方。
青周：这是他们给你们的对策？
包:可能是以他们自己学科的经验作推广。
我觉得在浙江大学的历史学科，大概没法再招博士研究生了（硕士生略好，经多年努力，已经不必发论文了）。也正因此，我们以前流失了不少好的生源。有些学生本来想报考浙江大学，结果了解情况后。改考别的学校了，现在还来考的都是不了解情况的。
青周:这次您出了声明之后，看到真正的人才您也狠心不理他们？
包:我不能看着学生跳进这个火坑。我是一个系主任，当然希望来考本系的学生越多越好，但目前情形，我将他们拒之门外是为了不害他们。
我同意研究生得有一定的淘汰率，而浙江大学对历史学的这个规定，根本不是“淘汰”，是什么你想吧。
有人想和我联名发声明
青周：依您看，怎么改合适呢？
包: 这场“改革”对历史学来说，出助研经费的条款错了，应该取消，很简单。
青周:就这么简单？对于其他学科呢？
包：对其他学科，这个“改革”是否合适，应该让那些学科的教授们来讨论决定。
青周：您不怕今后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吗？
包：我现在被逼到墙角了，不得已的举措。也有俩人说愿意与我联名发，我不想拖累别人。
◎采访花絮◎
哈！你打字肯定没我快
MSN另一头，51岁研究古代史的博士生导师以每分钟超过120字的速度飙键码字。除了力求将自己的思考不走样地表达出来，其间还穿插了不少“哈”“:)”这些年轻人在网络上惯用的情绪符号。
提出用MSN接受采访的正是包伟民本人。在联系采访时，包发来一条短信问：你打字快么？有QQ或MSN么？记者赶紧报上号，并自谦：还行。回信迅速而至：哈，你肯定没我快，我用五笔。——啊，这个活泛的短信真的来自一个1956年生的史学教授？
“一般人以为史学家都是冬烘先生，错了”网络另一头的包伟民颇自豪地说。
◎各方反映◎
历史系：包教授不平则鸣
3月26日下午1时多，记者致电历史系，接电话的黄兰英老师毫不犹豫地向记者诉起“苦”来。“我们历史系当然反应很大了，我们又不像那些工科，可以从课题中拿钱，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 ，对助研资金当然不愿意出。”黄兰英也告诉记者，虽然大伙有很多怨言，但基本都是私下里一块儿抱怨一块儿生气，并没有几人敢像包伟民这样站出来公开表示态度，“包教授就是那样的人，平时也是有什么不满就会说出来，向上面提意见的”，而其他人因为学术地位，因为各种顾虑，基本做不到像包伟民这样“勇敢”。
哲学系：这都是学院的安排
董平是浙大哲学系系主任，也是博士生导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并不太愿意就改革发表多少意见，只是告诉记者，在浙大，系主任是“虚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人文学院层面来说的，哲学系没资格讨论，讨论也没什么用，自己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经济学院：我们没有什么意见
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虽然也认为，关于这个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并不够充分，既没有网上讨论，且“时间短了，半年不到，最好提前一年”，“对人文学科的确过了点”，但是他认为，历史系这样的人文学科过去吃大锅饭吃惯了，现在还想做全由“国家拿钱每年招二三个博士的梦”不行了，将过去的制度看成田园风光也挺搞笑。
“他们申请扶植基金，100％可以通过的，硬要说‘近似干乞’他们就是那种传统中国文人的臭脾气。”史晋川对此不禁大笑，“我们经济学院就讨论了很多次，我们学院会替老师们出这个钱，经济学院的对这个方案没有意见。”
研究生院：不知道这件事
研究生院接听电话的是一位女性，一听到记者提起“包伟民”，她立即把电话转接给一位男老师。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研究生院男老师，表示“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为什么要知道，报纸报道了我就要知道吗？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件事。”
从三月初直到记者截稿为止，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上关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有关通知和工作简讯始终打不开。其它通知和简讯都能打开。
◎“ 助研经费”方案内容◎
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
导师的出资标准则按照以上的划分确定不同数额，在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第三类，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导师如果还想多招学生，则要在此基础上翻倍递增。
方案同时规定，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
◎ 包伟民◎
1956年生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自1988年以来，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方面。代表作《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曾多次到欧美亚各国讲学、研究。
1982年硕士毕业于当时的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师从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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