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能翻过夹金山

　　本报记者追忆与战士报同行重走长征路难忘往事

　　樊克宁

　　十年前，是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羊城晚报》和《战士报》共同策划并实施了“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行动，这也是本报创刊以来最大型的跨省采访行动，而且我们是国内最早“重走”的新闻单位之一。

　　当时两报记者报名都非常踊跃，最后组成六个采访队。记得我们报社是由姜齐放和王普走江西；我走广西；叶德时和赵仲炜、朱文海走贵州；康钟、陈国进四川；我和龚丹枫、周方平、吴擎柱走川西北；张洪潮和莫艳民、魏辉走陕甘。总指挥王赛茵参加了瑞金的起步和会宁的胜利会师。从3月到11月，《重走长征路》采访整整延续了半年。

　　在雪山、草地上追寻红军的足迹，是每个记者的梦想。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川西北这段行程，与《战士报》的李学锋、钟菊生编在一个采访队。说实话我们很有些豪气干云，尽管采访时间长达一个月，但这一段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一开始就同《战士报》兵分两路，希冀多采访些地方。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很有些不知深浅，对困难估计得太不足。

　　当时，夹金山还没通公路，马帮是主要交通工具。当听说我们要跟马帮上山，老乡们跑来劝说，说是不久前刚有位成都画家因为高山缺氧死在夹金山上。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有点心理压力，但是我们有两个考虑，一是很想亲身体验一下爬雪山的滋味；二是如果翻过去了，山那边就是懋功，就不必绕一个巨大的弯路。

　　我们把行李交给马帮，身上只带着煮熟的土豆和水开始攀登。吴擎柱和周方平跑在前面，然后是龚丹枫，我殿后。羊肠小道很陡，很快就有了高山反应，腿又酸又胀，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用不上力气又极其沉重。接着心跳得像打鼓，由于血管扩张，太阳穴膨胀得鼓起，脸皮也绷得紧紧的。接下来情况更糟糕，随着海拔升高，气温越来越低，还下起了雨，鞋底粘了厚厚一层泥巴，每走一步都极其困难。向导见状，要我们拉紧马尾巴，其实我们早就拉紧不放了。

　　我们四个人：吴擎柱远远跑在前面，同头马在一起；我在第二，情况还算好；周方平和龚丹枫的高山反应就很重，他们的脸变成了猪肝色，肿胀得连耳朵都支了起来。我叫他们休息，看缓一缓能不能适应。向导说：不准休息，红军当年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只好在路边站下，稍稍好些了，又继续走。很快他们又不行了。

　　我问向导，以这样的速度，要走多久才能翻过去？向导说，要四天。我知道不行了，让向导跑上前去通知马帮撤退，把吴擎柱叫下来。命令一发出，周方平和龚丹枫就像兔子一样往下跑，因为每往下跑一米，氧气就多一点，身体就轻松一分，还没到山下，大家就恢复正常了。

　　吴擎柱是最后一个下来的，他抱怨我决定撤退，说他都上到宵箕窝了，那是新闻记者到达过的最高点，他还能够再往上走，创造一个纪录。他描绘起在宵箕窝看到的景象，那是在云层之上，丽日蓝天下，夹金山顶白雪皑皑，遍地开满了金黄色的高原花。我心里惋惜，我也可以到达宵箕窝呵。可是，报社领导说过，我的第一任务是保证大家安全，第二才是工作，真无可奈何。

　　在这之后，我们还遭遇过泥石流、忍受过饥饿、彻夜在乡村邮局捕捉发稿信号、租不到车辆、找不到住宿地等重重困难，每过一关都是一次考验。我们闯过来了，完成了任务，这样的采访经历，是人生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志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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