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警惕科研界的金牌观

　　当邓亚萍在两会上号召“用平常心来引导树立正确的奥运金牌观”时，不知道有多少国人的心里拐不过弯来。

　　金牌是中国体育人的最高目标——夺金牌数定指标，金牌数要争第一。为什么？因为金牌获得者能获得大奖、重奖、层层奖，还赋予全国劳模、红旗手之类的荣誉称号，甚至可以免试上重点大学。

特别是奥运金牌，还被赋予沉重的政治意义——其数量是国家实力强弱的标志。在这样一种“金牌观”的指导、支配和引导下，举国上下都十分看重奥运金牌的多少。

　　邓亚萍说用平常心来看待奥运比赛的胜负，不能仅靠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奥运比赛重在参与，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体现。笔者以为她说中了现在体育界的弊病——多少运动员认为自己的运动生涯高压紧张得不堪回首，“跳水皇后”高敏在退役时坦言自己“每次大赛前都紧张得睡不着”；极少数金牌运动员的荣誉建立在多少伤病陪练运动员的痛苦之上；因为文化基础、心理素质等原因，多少运动员退役后存在个人发展问题？

　　把金牌与运动划等号，乃至与全民健身划等号，绝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误区。把发表论文和获奖当成坟墓、棺材，科学界也不鲜见。至今还常看见这样的报道：某大学、某研究所重奖在Science、Nature或Cell上发表论文的作者，至今还能从这些院所的网站上找到按论文级别重奖的奖励条例。

　　发表论文和获奖绝不是科研的终点，对自然现象的好奇既是科学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目标。刚过世的彭桓武先生为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3岁看老，彭桓武从小喜爱数理化可谓天性使然，而90岁高龄的他还能从事具体的科学工作。笔者几次作为随行记者，陪同领导去先生家里看望他。每次去，看见客厅里摆满书的简易书架，看见茶几上、桌上都摊着书，看见开着的电脑上的文章，都会心生敬意——在浮躁的当下，真正凭自己的兴趣做科研的还剩几人？

　　上世纪90年代末，彭桓武发表了题为《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的论文；2004～2005年，连续在《理论物理通讯》发表了两篇用狄拉克大数假说分别讨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文章。他认为自己“不够艰苦勤奋”，把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做饭之类的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读书、思考和立说。

　　正如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这让他一直主动躲避世俗干扰而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奥秘。

　　彭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何祚庥院士在《祝贺彭桓武先生从事物理工作70周年》一文中撰写了一副对联：“日新、日新、每日新；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彭先生科学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来者做科研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