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沦为腐败“重灾区” 政绩需要助长教育腐败

　　安徽从四个环节入手遏制教育腐败

　　本报合肥3月29日电记者李光明必需的教育经费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以及地方政绩需要，导致“教育腐败”现象在安徽省的许多大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3月29日，安徽省多位教育专家在谈到正在安徽教育系统内开展的反腐行动时，这样对记者说。

　　据了解，此次反腐行动有4项内容：即规范教育收费、规范招生行为、规范学校基建和专项治理商业贿赂。

　　专家认为，必需的教育经费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导致大学想方设法“挣钱”，同时，出于政绩的需要，某些地方低价供地或提供政府贴息贷款，都是教育成为“腐败重地”的诱因。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李光明

　　部分高校已沦为腐败“重灾区”

　　“唉，可惜了，本来很好的一位学者，走上领导岗位后不久就涉嫌受贿，提前进入了人生的‘黄昏阶段’。”在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这样的感叹，不断钻进记者的耳朵。

　　被人们议论的这个人叫张登岐，阜阳师范学院原院长。49岁的他，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和语法、修辞研究，是近年来安徽省内涌现的实力派中青年专家之一。

　　半个月前，安徽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在该省教育系统纪检监察会议上披露，因涉嫌在新校区建设中受贿五十多万元，张登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张登岐也成为安徽省教育系统近年来落马的首位大学校长。

　　与“腐败巨头”相比，50万元的赃款显然不算太多。但联系到近年来接连爆出的“教育腐败”案件，坊间还是传出“高校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惊呼之声。

　　据安徽省教育厅发布的消息，2006年，该省教育纪检监察机构受理来信来访电话举报3585件(次)，立案639件，查结636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423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22人，挽回经济损失487.7万元。

　　与此同时，一场规范教育收费、规范招生行为、规范学校基建、专项治理商业贿赂的反腐行动，在安徽教育系统内展开。

　　业内人士认为，安徽教育系统此次反腐行动，表面上针对的是大中小学校，可从“本质”上分析，高校才是此次反腐的“重中之重”。

　　一些管理者成高校腐败“主流”

　　安徽省教育厅纪检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教育腐败”这个提法，容易让人误解是教师在腐败，其实，搞“教育腐败”的大多是一些学校的管理者。

　　“高校教师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管理的党政干部，一类是从事教学科研的专职教师。”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依照现行的政策，学校管理者也有教师资格，专职教师也纳入干部管理序列，但人们还是习惯把两者分开。

　　人们所说的高校腐败的“主角”，主要指的是前者。

　　“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学用具购置以及学生入学等方面，学校的管理者手中掌握着的权力，使他们有条件去做交易，搞暗箱操作。而普通的专职教师则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位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发生的高校腐败系列案件，为这一说法加上了注脚。

　　去年，延安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湖北大学等多位高校领导因违规使用资金而落马。

　　今年初，甘肃省兰州大学发生的高校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涉案4人都是高校行政管理干部。

　　今年3月，兰州商学院的尹国兵因涉嫌受贿38万余元被提起公诉，被捕前系该院基建处处长。

　　腐败“诱因”在于经费难保障

　　“教育成为‘腐败重地’并不偶然。”安徽省内一位知名学者认为，必需的教育经费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证，教师的正常收入不能由教育经费来保证，都是教育成为“腐败重地”的诱因。

　　“我国的教育经费相当低，而且悬殊惊人。”安徽省教育厅有关人士以高校为例，大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北京市最高，为10688.17元，安徽省最低，为548.77元，相差约20倍，而在全国也只有六七个省份能达到2337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省教育厅的这位人士表示，经费不足已困扰教育界多年，几乎每一个大学校长都要为筹措经费而伤透脑筋，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主管部门默许甚至鼓励校长们“挣钱”。

　　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使得不少高校“各显神通”：有的出租教室、操场、破墙开店；有的办各种学习班、办“三产”、办企业，收取建校费、赞助费、计划外招生费等费用；还有的擅自扩招，进行教育基建工程等等。而与此不相对应的却是，教育系统的管理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建立起健全、有效的财务监管机制。

　　业内人士介绍，学校筹款的程序大多是暗箱操作，既不公开，又无人监督，既不纳税，也不纳入预算，更没有经过审计，在学校内部也属秘密，只有校长或个别经办人知道，腐败往往由此滋生。

　　政绩需要助长高校“教育腐败”

　　“现在的公办大学不是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就是由教育部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或者由地方政府领导。”安徽省一位教育系统的专家对记者说，如果是个别学校出现问题，或许是该校的领导所致，约束、处理相关责任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可现实是，“教育腐败”现象在许多大学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就不仅仅是利益诱惑，体制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举例说，比如，形形色色的大学城“圈地”，动辄成千上万亩，不是迁校就是建新校区，不是建设“校中校”就是设立二级学院，一个工程没结束另一个工程就跟上。如果没有相关部门批准，学校就“圈”不到一块地。出于政绩的需要，某些地方还低价供地，或由政府贴息，甚至不收分文，用这些优惠条件支持大学进行新校区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学贷款过多与一些银行“投怀送抱”不无关联。对于银行来讲，大学是一个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机构，几乎没有破产的风险，就是大学还不了，政府也要埋单。向大学提供贷款风险小，是增加收入的稳定渠道。于是，许多银行积极上门服务。

　　安徽教育界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应该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应对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如果不从体制改革着手，杜绝来自地方行政的不当干预，那么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本报合肥3月29日电

　　编后

　　有效遏制“教育腐败”，不是教育系统开展一次两次的行动就能解决的事。从本篇报道中不难看出，这需要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教育经费，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土地、贷款等各方面加强监管，齐心合力，才可能使校园真正成为一片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