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门五代”的京剧骊歌

　　“贯门五代”的京剧骊歌

　　“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引自《伶人往事》）

　　从黄忠到小豆子，一个京剧家族用一种缓慢但决绝的方式完成着自己的告别

　　本刊记者/曹红蓓 摄影：刘震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14年前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让京剧《思凡》中的这段念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也让那个我见尤怜的小豆子（少年程蝶衣）深留在了人心里。

　　演小豆子那会儿，尹治16岁，还在北京戏曲学校学戏，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当年戏里的小豆子总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而在《霸王别姬》之后很多年，现实世界里的尹治才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当一个演电影的，而不是唱戏的人。

　　尹治出身京剧世家，从光绪年间始，这个家族开枝散叶，代出名伶名师，绵延到尹治是第五代。作为原本这一代中惟一唱戏的人，他不唱了，这个家族的京剧岁月就打住了。

　　1860～1917：京剧形成期——贯家兴起

　　京剧的成型，一说在清道光末年，一说要到谭鑫培成名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京剧的得名，则始见于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

　　光绪末年，尹治的曾曾祖、北京顺义高丽营人贯紫林（1872～1949）已是京剧名武旦，功极好，打起架来可以拿脚抽人嘴巴。后贯紫林娶昆曲世家陈金爵长女，生子贯大元(1897～1969)。

　　贯大元是这个京剧世家里第二代唱戏的人，也是这个家族所出过的最大的角儿。那时候天下老生无不宗谭，贯大元幼年即得老谭派真谛，7岁登台，9岁在百代公司灌唱片《黄金台》《闹府》。

　　13岁时贯大元已大红。这时候贯紫林就甩手专心当“星爸”，闲来吃斋念佛。在与前后三房夫人生下九个子女后，贯紫林正式剃度，到福绥靖关帝庙做了二当家。

　　1917～1937： 京剧巅峰期——大角儿生涯

　　红后不久贯大元开始倒仓（变声），等他倒完了复出，抬头已是星星满天，京剧正走进它极盛的20年。

　　早先，京剧里边是老生扛梁，到了这一阶段，旦角取而代之成为舞台焦点，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争衡斗绝。旦角的绚烂带动了老生行的大变动，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纷纷摆脱老谭，各创流派。

　　京剧影响力的顶点，当属梅兰芳访日。京剧有国剧之称，也是从那时开始。1919年5月1日，梅兰芳在日本东京帝国剧场连演五场《天女散花》，贯大元在其中演文殊;5月19日，梅兰芳唱《思凡》的小尼姑，贯大元唱《空城计》的诸葛亮。

　　在京剧的鼎盛时期，作为头牌老生，贯大元和四大名旦都曾合作。他一人唱戏养全家19口。观众捧角儿送礼，以花篮最一般，好点是送锦标、帐子（类似于锦旗、横幅），再好就是银盾（纯银铸造类似于奖杯）。一次在上海演出完了，光银盾就得了四五十个，贯大元只好把外边的玻璃罩盒拆下来，所有的银盾摞在一起带回北京。到东北演出，常得烟土，那东西的价值又远在银盾之上。当时到外地巡演，12天为一期，每天一场，唱完一期的收入所得，回来可以在北京买一所房子。

　　当时不少伶人住虎坊桥永光寺中街，贯家与老生泰斗余叔岩是对门邻居。余与贯，前者开新，后者守旧，虽代表着老生的新旧两流，却经常在一处说戏。贯大元的三女贯筱瑛（三姐）回忆：“余先生从不高声说话，没见过他低头走路，真正是天上下来的人一样。”

　　1937～1949： 战乱中的京剧——嗓子垮了

　　1935年，贯家第三代唱戏人，贯大元独子贯涌出生，两年后，“八一三”事变爆发，京剧进入分崩与重组的战乱时代。梅兰芳蓄须，程砚秋务农，贯大元的失意年代也随之到来。

　　实际上，早在京剧老生从一元向多元嬗变的关键阶段，贯大元的走衰之势就暗定了。因他决不改戏，每一个声腔、吐字、动作，死守老谭，寸寸到位，这既为他赢得了尊敬，也使之偏离了主流。

　　《战长沙》中，关公使一个脱刀计，将黄忠击下马来，坠马时那一个抢背动作，只有贯大元能做到不掉髯口。另外，《击鼓骂曹》里的鼓套子、《清风亭》里的锏套子，贯大元的使法在那时已是独一份了。

　　40年代，贯大元的两位兄弟贯盛吉、贯盛习也都已是京剧名伶，在贯涌十岁之前，哥仨门下只有这一个男孩。贯涌6岁时，贯大元就请了三位先生到家里教戏。

　　“谁让我是贯家之后。”今年72岁的贯涌反复说着这句话。贯涌从小不喜京剧而好丹青。小时候家里曾用吴昌硕的画糊墙，而他是惟一对此有异样感觉的人。

　　1944年，对贯大元一家来说尤其沉重。从那一年起，贯大元的嗓子彻底垮了，行话叫“塌中”。对于贯大元这样“宁死台上，不死台下”的角儿来说，无异于丢了魂魄，他不肯教徒弟，以前惟一好养鸽子，为的是练眼神，这会儿连鸽子都放了。

　　贯大元除留下四所房子，倾尽财物开了一家古玩店“元兴号”。虽然投入很大，但他的经营却显得漫不经心，每天仍旧按着唱戏时候的习惯，下午三点才起床去店里看看。到1949年，古玩店开了四年，最后是真东西全部流走，剩了半屋子赝品。

　　没力量再给孩子请家教了，1944年，贯涌被送入亲戚尚小云的科班荣春社，改习旦角。后来尚老板看他唱青衣嗓音实在不济，就转习小花旦。小花旦要踩跷，平时在板凳上练，冬天往地上泼水，冻了冰在冰上练。

　　1946年，三姐的儿子，贯大元的外孙尹培玺在天津法租界出生。其父尹星三做国际贸易，是贯家的上门女婿。因前两个女儿都早夭，贯大元疼惜三姐，亦视这个外孙为掌中珍宝。

　　因为连年战乱，当时的北京城里只剩下李万春的明春社和尚小云的荣春社两个科班。两班在庆乐和三庆戏院打对台，荣春社保守、规矩，明春社则尝试在京剧之中插入电影，相当于如今的舞台多媒体剧，代表性的剧目如《济公传》。

　　决战期间，伤兵砸园子、飞茶壶的事越来越多，当时剧场最后一排都是荷枪的警察，名曰弹压席，但伤兵真正闹起来时，弹压席立马空无一人。贯涌他们一直坚持演到1949年，“围城炮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正在珠市口华北戏院演出。”

　　这一年，贯涌的爷爷贯紫林在宣武区棉花头条寓所病故。

　　1949～1976： 戏曲改革及样板戏时代——新桃旧符

　　解放军进城后的一天，贯涌所在的荣春社里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即是当时京剧界的“第一女丑”、共产党干部梁花侬。梁花侬将荣春社的大部分人马约到了贺龙麾下解放军西北军区西北剧校，科班解散在所难免。

　　“那时候我特别羡慕穿干部服的人，而不是穿长袍大褂的。”贯涌以为自我设计的时机到了。他一方面重新考取了初中，另一方面报名参加解放军南下文艺工作队。但，“谁让我是贯家人呢。”贯涌最终哪都没去成。

　　1950年，梅兰芳筹建中国戏曲学校，邀贯大元前往任教，贯涌也随父亲进校，当了戏校首届学生。因实行“男演男，女演女”，贯涌又改回唱老生。

　　戏校表演课中介绍的斯坦尼体系激发了贯涌的极大兴趣。那个时候，京剧正面临戏曲改革的最大主题。田汉、马少波是改革中的激进人物。而贯涌这个班里的基本成员，来自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四维剧校，抗战期间由田汉一手建立，可说是田汉的嫡系。排演新剧对这个班来说自然不在话下。

　　1958年，贯涌留校工作并参与筹建中国戏曲学院，同时创作了《娃娃店》《绚丽奇花》等多部大跃进主题的现代剧。因是团委书记，贯涌的创作活动被指是“自留地”，对此，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我不喜欢一出戏老那么唱。”贯涌说。这一点，他和父亲正相反。

　　转头再说贯大元，新中国给教戏人赋予的崇高地位，使当时精神萎靡、坐吃山空四五年之久的贯大元变成了中国戏曲学校早年四大名师之一。

　　50年代，戏改力度的不断增强已使京剧人成为惊弓之鸟。如《丁甲山》里，李逵帮助员外救女，但，员外是地主，李逵焉能帮地主，于是老生演员的出场亮相词就改成：“老汉——中农！”从不改戏的贯大元也参与了戏改，他自认：我参与改总比胡改要好得多。

　　政治运动中贯大元很缄默，没给自己招来事非，让他批别人，他就称病不去。

　　1958年，家族第四代唱戏人贯大元外孙尹培玺考入戏校。1965年，尹培玺毕业，贯大元退休。

　　转年文革爆发。人缘极佳的贯大元，以死老虎之姿躲过红卫兵的铁拳。贯涌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被定为黑线人物的贯涌回家跟父亲说到撤职之事，贯大元说：“孩子，看来你不是干这个的”，继而用老生腔白道：“你的官运不佳啊！”

　　这一年，尹培玺全班，除少数尖子进了“板儿团”（八个样板戏剧组），其余集体到艺术院校毕业生云集的天津葛沽农场种庄稼。业务出众的尹培玺被派去给当地驻军编排样板戏，自己演王连举，在那儿，他找来中央院唱美声的一个姑娘演惠莲，接着，跟她恋爱，结婚。

　　文革期间，时不时有胆大之人偷偷找贯大元说老戏，对此，老人的态度是“只要你们敢学，我贯大元就敢教”。

　　1969年，贯大元病重之际，尹培玺赶回外公床前，哭问：“您走了，我将来学老戏可怎么办？”贯大元告诉他：“将来老戏如果不恢复，那就什么都算了。如果要恢复老戏，老生唱法，我知你爱余派、钱派，要学这个，找你二舅于世文；要了解舞台上出哪门进哪门，找我的把兄弟李洪春；如果要了解京剧的典故、全面性知识，你找大票友刘曾复，此人本事极大，他上家来找我问艺，问的都是戏班的人问不到的；如果要学我这派本门里的东西，你找宋继亭，他既是亲戚，又是我的师侄；如果要广泛了解教学方面知识，找六爷陈斌雨，还有九阵风的儿子阎庆林。”外公临终的这段话，尹培玺至今倒背如流。

　　文革爆发前夕，尹培玺的小弟，已考取了中国戏校，自然无法入学。

　　1972年五七艺术大学到八一学校选京剧人才，挑到一个叫贯珠的十岁女孩，一问她父亲是贯涌，当即抹去名字。

　　1976年至今：京剧式微——已到告别时

　　1976年，这个京剧家族的第五代，尹培玺的儿子尹治出生。

　　这一年，复受重用的贯涌创作了周恩来题材的京剧《雾都明灯》，还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写了一台综合文艺晚会。

　　1977年，尹培玺分到北京戏曲学校任教。知道老戏要恢复，尹培玺开始按照外公的遗训遍访名师。在尹治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半夜三更回家，穿着厚底靴在胡同里跑来回。

　　“除了我外公提到的那几位，北京戏校的老师，凡教老生的，都教过我，而且都是主动找我赠戏。关盛明、白元鸣、郭少蘅、胡盛岩、郭世恩、殷庆瑞、李金生，这些位现如今只剩白元鸣先生健在，我有机会讲话的时候总愿意把他们的名说全了，但每次都难如愿。”尹培玺说。

　　问及现在戏校的教学水平如何，尹培玺沉吟半晌，说：“教戏不能谈对与错，只能是讲究不讲究。”曾经，尹培玺教完了两个78班全本的《红鬃烈马》，完了请于世文说不足。于说：“你真让我说不足？我说了你能受得了吗？”“我是戏班孩子我能受不了吗。”“那好，用高标准要求，你跟不会一样！”尹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好，我跟您重新学！”接下来的学期，于教《红鬃烈马》，尹就给他当助教。

　　“我父亲那么勤奋、求学条件那么好尚且如此，你就知道他的很多同辈人都被毁成什么样子了。”尹治说。

　　1985年，贯涌出任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校长，198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副院长兼附中校长，后兼戏曲文学系主任。这期间，贯涌创作了历史剧《徐公案》《大齐悲歌》《虎将雄风》等，所有这些创作，都着重在人性方面的反思。

　　尹治在幼儿园的时候，别人唱歌他唱戏，在小学里，别人画贺年卡，他画脸谱。到小学5年级的时候，进戏校对尹治来说已成必然之选。80年代，小尹治在戏院尚能得一帮老头儿老太的追捧。

　　1992年，陈凯歌《霸王别姬》剧组到北京戏校选角。来回看了几轮，依然找不到剧中的“小豆子”。副导演到尹培玺家求助，无意中看到尹治照片，觉得甚好，一问，知是尹培玺的儿子，翌日又到戏校去找，很快确定下来。

　　尹治跟演小癞子和小石头的演员，是同班同学。三个人在北影厂住了四个月，天天攒烟盒，看电影，偷着喝啤酒……“那日子，太地道了！”尹治说，戏校的环境很闭塞，那时他只知道张丰毅，不认识巩俐和张国荣。“人艺的老演员童帝演老太监，真好，扮上真的慌，可我根本不知道那场戏是怎么回事。”

　　懵懵懂懂演完了电影，回到戏校的尹治却“惊蛰”了。原来的他沉默文弱，回来以后“又能说了，又能笑了，又能贫了。”从学校乐队的铙钹手那里，尹治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迷上摇滚的尹治背着父亲，节约伙食费买打口带，插空留长头发。在登台唱戏之前，尹治耳机里听的还是躁热的摇滚乐。他有1500张国外摇滚碟，远超过京剧唱片。

　　1994年，戏校排《伐东吴》，为了演好太姥爷贯大元最拿手的黄忠，尹治每天5点起床喊嗓。一天练三遍功，如此刻苦排练一年，到正式公演时，一看，台底下上座三成。尹治心里大凉：“我这是干吗呢？”从那一刻，他知道京剧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界定标准，“东西没有人认了”。

　　1996年，信佛的尹治准备出家，被家人拦下。这一年，他戏校毕业，放弃进团，“我知道，我有很多同学不是不想走，是舍不得，被困住了。我不能让前边这七年困住我后边的三四十年。”他参加了高考，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专业。大学二年级的观摩课上，尹治在周围同学火辣的目光中，第一次看懂了自己演的《别姬》。

　　2000年尹治大学毕业，分到中国京剧一团。团长也是原来北京戏校的校长，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戏包袱”。但每月490元的工资，一次50元的演出费，让尹治更加失望了，“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

　　2002年，在参加完一部电视剧的演出后，尹治正式提出辞职。团长、书记、院长都来劝，尹治只一句，“我想三年之内买房买车，在这儿不可能吧？”领导们听罢只能甩出一句：“这孩子太气人了！”

　　2003年初，农历春节前，尹治接到张国荣打来的电话（张国荣演成年程蝶衣），感到很突然，自《霸王别姬》后，两人从未联系过。张国荣在电话里说：“这么多年没见，也不知你长成什么样了？”说过了年会来北京，希望届时能见面。年过了，张国荣并没来北京。紧跟着4月1日，传来了张国荣自杀的消息。

　　“现在基本不听戏了，要放下就放得干干净净。”话虽这样说，尹治的影视生涯并没完全离开京剧。他在电视剧《荀慧生》里演梅兰芳，在《雷雨》里演一个唱戏的男旦，目前，在陈凯歌《梅兰芳》剧组负责辅助导演完成剧中戏部分的相关工作。

　　“我对京剧，骨子里是很反叛的。历史将证明一个事物的发展轨迹。”尹治说。

　　“关于继承京剧，我50岁以前有这种想法，就是一定让尹治唱下去，但现在不了。不能用我的思想要求我孩子。”尹培玺说:“什么歌星在体育馆，一演好几万人看，这些事我不知道，不听，听完也当耳旁风。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说起儿女，发现都一样，他们就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的。我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只能赶着追着去适应它，可它不适应我。这时代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