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编者按：去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本报上期曾对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作了追踪报道。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背景下，大学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阳春白雪，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生话题。

大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既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学子和教师及其家庭的命运。大学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话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中国大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张鸣事件”总有落幕的一天，但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反思，却不应因“张鸣事件”的落幕而结束。为此，本报约请了部分专家，就大学体制改革展开深入的讨论。

　　改革大学体制刻不容缓

　　杨东平

　　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尽管现代企业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现代大学制度却依然面目不清。今天我们需要特别认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许，应当拍一部教育版的《大国崛起》，认识知识权威的确立、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的特殊关系；认识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气象，绝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可以催生的，而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同样值得认识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

　　的问题。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丁学良曾经说过，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为根本价值的，如果仍不能确立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那就免谈“知识经济”。的确，时至21世纪，如果一所大学仍没有建立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那么无论它的楼宇多么高大、校园多么辽阔、设施多么豪华、校长是正部级还是副总理级，它也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什么世界一流。

　　长期以来，教育的贫困掩盖了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本位，仅仅靠增加投入和引进海外人才，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大学的教育品质和学术竞争力。高校暴露的问题，凸显了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由于教育产出的质量具有复杂性、潜在性、迟效性等特点，不像医疗、住房的影响那样直接，对决策者不易形成显在的压力。因而，我们已经有了6套医改方案，却并没有一套教改方案，甚至沉溺于问题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之中。对教育改革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的迟钝，与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难以达到4%一样，是中国教育落后的两个最典型的表征。

　　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这就需要恢复大学的自主性，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这首先是指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按照“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转变和规范政府行为，落实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要改变目前大学作为“政府代理机构”的尴尬现实，关键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办学的模式，最终取消高校的行政上级，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相应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比较重要的，一是改革大学拨款制度，由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进行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拨款。二是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校长按照学校发展的需要，由专家系统经过深入细致的遴选产生。三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如大型国企已经实行的那样。建议首先取消“副部级”高校的级别以为示范。通过高校职员等级制的建立，最终取消高校各级官员的行政级别。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实行的改革，例如减少领导人数、党委领导实行一正二副的改革，高校也应当实行。

　　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实行基层民主和学术民主，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实行的教授委员会的实践，体现了这一努力。自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首倡在学院一级建立教授委员会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所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其中东北师大实行的是“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教授委员会的权限最大，中南大学则建立了学校一级的教授委员会。虽然各校教授委员会的授权不一，作用有限，但这一制度所建树的管理理念和架构仍有重要意义，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长点，逐渐由虚变实，由软变硬。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尚没有整体开展的情况下，恢复高校的自主性绝非易事。但应该看到，基层的探索和制度创新仍然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一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启动。在这一过程中，名校肩负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尤其应当主动探索，率先改革。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大学制度：从纵向平衡到横向制衡

　　顾海兵

　　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质变，经济的实力与规模今非昔比。不考虑增长的环境成本，按目前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并列。地是同样的地，人是同样的人，为什么经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关键在于制度，是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中国的经济由过去的计划安排或有形之手的自上而下的平衡，变成了现在的市场安排或无形之手的制衡或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也就是说，过去的经济是上面审批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平衡，现在的经济是上面服务之下的下面之间的制衡，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员工之间——的制衡。这种由集权的平衡到分权的制衡，实现了人格与人权的平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达到了多方共赢。

　　但在经济上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同时，服务于这一经济基础的大学制度却变化不大，仍是基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平衡体制，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经济的制衡体制，没有足够的公平的竞争。由此，中国的大学问题不可能不严峻。

　　古人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人言，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了坏人，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了好人。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中世纪、中国的秦汉至明清实行的是比较坏的制度，是王即制度、帝即法律，人可以因为理念、信仰、言论的不同而被处死；中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现代的中国，在向好的制度发展。但是很显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起点的不同，各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进度与质量是相差很大的。具体到中国来说，只是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定位于制度化的方向，即制度管人，这里的制度就是全世界已经公认的人格、人权之保护与物权之不受侵犯。应该说，这些基本制度，中国已经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现在的问题是，与基本制度相适应的行业制度还多有空白，大学制度就只建立了50%，因为直到今日，中国的大学，绝大部分没有构成大学制度基础的大学章程或大学宪法。看起来我们的大学似乎有不少制度，但遗憾的是所有那些制度都只是局部的、分割的、非根本性的，甚至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相互矛盾的，与国家基本制度往往不一致。

　　如果说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格与人权，那么可以说大学制度就是保护教师与学生的人格(教格与学格)与人权(教权与学权)。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大学的一切是为了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一切的教师与学生，大学是为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切，大学制度必须体现这一点，大学的所有具体制度必须服务于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大学不是行政机构，大学是扁平的，大学的所有教师拥有平等的治校权利，大学的校长、院长不同于军队的师长、团长，他们是服务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6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尚且如此，何况大学？

　　但是，目前的大学制度或事实上的大学制度与大学的本质——大学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是学术共同体——还有相当距离。这首先表现为目前的大学体制主要是纵向平衡，类似政府机构、军事单位，由学校自上而下地对学院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学院再自上而下地对系或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系或教研室也时常是对教师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由于学校不同于政府、军队，平衡者与被平衡者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平衡的难度很高，管理的成本很高，不少校长好辛苦。由此，中国大学校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3-5倍(还不考虑庞大的校部机关)，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常常是国外大学的2-3倍。如果中国的大学只配置1个校长、2-3个副校长，显然不可能完成这种平衡。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减少校级和院系级领导的数量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学体制由纵向平衡转为横向制衡。所谓横向制衡，就是权力(相应的也是风险)的分解，领导者就是服务者，大学(学院)相当于一个议会，所有的教师都是议员，至少所有的教授都是议员，议长、副议长没有比议员更多的权力，但有更多的责任和与此相应的更高的工资。

　　自然，正如议会一样，为了效率必须分工，大学要设立各种横向的委员会，比如，除了全校(全院)的教授会以外，还应该有分学科的教授会，经选举产生的全校(全院)学术委员会、学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人事(包括校长与院长的决定)委员会、办学质量委员会、学生事务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拥有平等的权利，是决策机构、立规机构(还可以有咨议机构)，学校的机关是这些委员会的秘书服务机构。学校或学院的领导不再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可以专任总经理或秘书长，如此一来，学校或学院的领导其权力与责任就匹配了，其工作时间与工作任务就匹配了，就可以作为一个职业管理者(校长)、专门管理者(院长)履行自己的义务、发挥好自己的角色(双肩挑可能两头都挑不好)。

　　据了解，现代大学校长职业化已成趋势，美国的大学校长一半以上已没有学者头衔，因此不可能担任各种委员会的主任之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学校(学院)的领导不容易变坏、变质；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因此更容易和谐；学校(学院)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大学制度所要求的这种横向制衡当然首先要体现在《大学宪法》或《大学章程》里。吉林大学已经有了《吉林大学章程》(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学院院长不担任学术委员会与教授会的主席)，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了《中国科学院章程》，笔者期望中国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机构早日出台自己的“章程”或“宪章”。

　　笔者深信，没有这种横向制衡的大学制度，中国的大学是不可能产生大师、名师的，中国的大学更可能在内耗中衰减！中国将不可能成为创新大国、创业强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