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感染艾滋病十年 濮存昕对我影响很大(图)

王民就是在这家医院被隔离治疗十年的

经过这条过道，就是王民住的8平方米病房。

　　“我感染艾滋病这十年”(图文)

　　故事导读

　　他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他在市传染病医院一间8平方米的病房一呆就十年。他在家人、护士及一些社会人士的关怀下，现已重树生活的信心……

　　昨日，重庆市传染病医院。

　　医院二科坐落在门诊部后面的半坡。长长的过道，除偶尔有戴口罩的医护人员匆匆来回于病房外，整栋房子安静得让人窒息。过道一头的几间病房，被两层玻璃门拦住，第一层玻璃门上方贴着一个硕大的“静”字。

距第一层1米多的地方是第二层玻璃，上面贴着血红色的提示语：请戴口罩、穿鞋套……里面，便是艾滋病病房。

　　艾滋病感染者王民（化名）住在22号病房。尽管采访王民获得了院方同意，但医务人员还是要按程序查验证件。“这是规定，我们不能违反。”

　　经医务人员联系，当王民走出两层玻璃门来到面前时，记者伸手与他相握，他竟侧身躲过，笑着拒绝：“别人见我躲都来不及，你还敢和我握手？”

　　吸毒染病

　　“开始，我还庆幸毒品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直到半年后，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瘾了。”

　　走进22号病房，王民推开窗户，一缕阳光钻进房间。

　　“再过几天，我在这间病房就住了整整十年。十年啊，我终于挺过来了！”王民站在窗边笑着说这话的时候，阳光正照在他脸上。

　　“干脆，我们到外面去聊。”王民觉得在病房谈话放不开，提议到室外林中专供病人休息的地方慢慢聊。

　　王民45岁，渝中区大同路人，原是石桥铺一企业职工。

　　王民讲述：15年前，一个朋友到我家串门，拿出随身携带的海洛因让我看。我出于好奇，第一次将一耳勺海洛因放进烟里吸食。之后，我连续试了几次，均没上瘾，我还庆幸毒品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直到半年后，我在一次出差途中突然感觉心慌，且特别想吸毒。经别人提醒，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瘾了。

　　从此，仅5年，王民几万元积蓄全部吸光，还经常撒谎向父母索要毒资。为此，他和妻子分道扬镳。

　　10年前，王民吸毒时被警方现场抓获，送到戒毒所强戒。警方为他检查身体时，发现他感染了艾滋病。

　　“开始我不相信。”王民以为检查出了错。他说，自己曾3次与毒友共用一个针管。他觉得三次就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民警把他的血液送到成都再次化验，确诊无疑后，他不得不相信了。“完了，完了！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觉得一辈子就此完了。”忆及十年前的情景，王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当时，由于重庆发现感染艾滋病的人不多，他被送到市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从此，他住进了8平方米的病房。

　　隔离治疗

　　“得癌症死了，别人绝不会说三道四，但感染了艾滋病，即使死了别人也会嗤之以鼻。”

　　“当时我很悲观。”王民隔离治疗不久，他被家人接回家过节。路过石桥铺一家熟人开的餐馆时，见有朋友在吃饭，他去和朋友摆了几句，餐馆老板立即上前，“客气”地请他不要在此呆久了，说是会影响他的生意。当他知趣地退到餐馆旁熟人的茶馆，和另一朋友打招呼时，茶馆老板也“客气”地请他站在外面说话。

　　“那种场面好尴尬。”王民对感染艾滋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几次尴尬让他觉得太丢人。

　　“得癌症死了，别人绝不会说三道四，但感染了艾滋病，即使死了，别人也会嗤之以鼻。”多次碰壁后，王民最怕见到熟人。

　　王民讲述：后来，我主动向单位辞去工作。即使单位让自己继续上班，肯定没人愿意和我同班。辞去了工作，我成天在病房睡觉，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以此等待死神降临。这时，我背着医护人员，仍经常偷偷吸毒。

　　只有父母没有嫌弃我。隔离治疗后，很多朋友都离我而去。我父母虽心里难过，但隔三差五仍到医院看我。见我身体一天天消瘦，每次，母亲都要给我煲一锅汤，带一些熟食，临走还给我两三百元钱。

　　“父母每次来看我，我都要难过好几天。”王民说，父母都七十多岁了，本来身体就不好。他们每次大老远来，佝偻着身体，高一脚矮一脚，稍不注意就可能摔倒，让人很担心。隔离治疗一段时间后，王民开始反省：偷吸毒品实在对不住父母。他每次最怕看到父母离开病房时对自己那种期盼的眼神，“父母一走我就关闭房门一个人流泪，发誓一定戒掉毒瘾。”为此，王民三次主动到戒毒所强戒。后来，他终于远离了毒品。

　　从死到生

　　“他们不但没歧视我，还把我当朋友。我的人格得到了他们的尊重。”

　　这些年来，王民考虑别人对艾滋病的顾虑，自己也变得很自闭。“侄女8岁了，我一次没抱过。”王民没有子女，自与生活五年的妻子分手后，他再没接触过女人。于是，他把对孩子的渴望和爱倾注在侄儿、侄女身上。他尤其喜欢哥哥8岁的女儿，每次他被接回家团聚，侄女都要亲近他。侄女要他抱，他也想抱抱侄女，但每次父母和家人都有意不让侄女亲近他。遇到这种情况，王民也只好悄悄躲开，把对侄女的爱藏在心头。“为避免尴尬，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王民讲述：逢年过节，家人也会把我接回家，为我专门摆一副碗筷。家人还是与外人一样，对我“另眼相看”，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我很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他们对艾滋病的理解不够。其实，艾滋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它除了吸毒、性传播、母婴传播和血液等几种传播途径外，一般是不会感染的。我也是在感染艾滋病后，通过医生讲解和看书获得这方面知识的。

　　王民最初隔离治疗时，每天的活动范围被固定在8平方米。为此，他很不习惯。加之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心里总是闷闷不乐，并有过一死了之的念头。“是护士拯救了我。”王民说，十年来，护士换了一拨又一拨，自己却一直住在22号病房。最初，医院设备很差，护士担心他难熬，特地给他找了一台旧电视。得知他洗衣服没有衣架，护士专门从家里给他带来衣架。“他们不但没歧视我，还把我当朋友。我的人格得到了他们的尊重。”

　　“我们对所有病人都这样，你不要觉得这是对你的特殊照顾。”护士长肖文秀开玩笑说。她说，尤其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更需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慰。王民经过护士的经常开导和鼓励，逐渐树立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于是，极度无聊时，他开始用书籍打发时光。病房里，一个简易的书架分为三层，每层都塞满整齐的书籍。

　　“十年来我记不清看了多少书。”王民通过阅读，知识面宽了，心胸也宽了。为打发时间，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现身说法

　　“活一天，就要为预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传。”

　　“他这几年像变了个人，成了病人中的活跃分子。”肖护士长说，过去王民不愿离开医院与外界接触。近两年来，他经常与医护人员一道，去社区搞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把自己的经历当活教材，劝导别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正确认识艾滋病。

　　说到对活动的热心，王民返身进入病房，指着书架上与濮存昕的合影说：“他对我影响很大。”

　　王民讲述：2002年，濮存昕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形象大使到医院看我。他不仅和我握手，还和我交谈了很久，鼓励我好好养病，战胜病魔，最后与我合影留念。每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一看到这张照片就又有了信心。

　　还有一次活动让我印象很深。前年的艾滋病活动日，我与医务人员到三峡广场搞宣传。我的“现身说法”感动了市领导。市领导主动上前与我亲切握手，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从此，我更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决心活一天，就要为预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传。

　　“他为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作过思想工作。”肖护士长说，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刚入院时很悲观，王民知道后主动去做思想工作，鼓励病友振作起来。“他出面，比我们做工作更奏效。”

　　去年底，万州的小李因感染艾滋病住进医院。小李觉得无法面对亲人和朋友，不堪打击，想一死了之。王民得知后，以患者的身份向小李“现身说法”，在他的影响下，小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前不久，小李出院时，还特地给他留下联系方式，表示今后要多与他联系，共同坚强面对生活。

　　“通过做工作，我可以多交些朋友。万州的小李、渝北的小杨……”王民细数做过思想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脸上有了几分成就感。

　　王民说，他目前视力不如从前，反应比以前迟钝，身体免疫力越来越差，但在医院鸡尾酒疗法的治疗下，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毕竟，全社会关爱艾滋病感染者的人，已越来越多！”　　

　　记者 向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