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调查表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他们在城市获得平等待遇的诉求，已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
诉求之一：请不要叫我“外地人”
3月23日，在采访扬州一美发店21岁的王俊时，他不停地纠正我们对他“洗头工”的称谓，“我们这一级的叫中工。店里刚送我到上海学了一期理发课程，一次交了两千多学费，食宿费自理，我还要花更多的钱去学吹卷。别看我现在固定工资只有200多，洗一个头只提成几块钱，但到了理发师这一级一个月就能挣大几千了。你看我们这十几个学徒工，有从陕西来的，有从安徽来的，虽然个个染着头发，穿得也不差，但基本不出门，城里人难接触，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做朋友，我最怕听到‘外地人’三个字，我们现在店里有个河南来的，我们一用本地话聊天他就生气，以为我们欺他听不懂，说他坏话。”有王俊这种感受的不止他一个。孙成凤来自山东临沂农村，前年7月技校毕业后，她和同学一起来到扬州位速科技公司打工，现在已是注塑车间的副组长了，跟记者谈起到城里工作的感受，“最怕人家说我是外来的，是农村的。其实我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也很重啊。”
扬州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工资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70%的农民工宁愿到一些工资稍低但对员工更加尊重的公司里工作。“第二代”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实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
记者感言：城市边缘的“身份”引发了第二代农民工权益观的新变化，他们依恋城市，渴望被尊重。第一代农民工是和村里人比待遇，第二代则是和城里人比待遇，相比之下后者容易造成心理的不平衡，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越发渴望被尊重。小王们迫切希望离城市的繁华近些，离城市的伤害远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因为他们已经缺乏务农的技能。
诉求之二：像城里人一样享受权益保障
最近在扬州有两件农民工维权的事引起市民的关注，更引起在扬州第二代农民工们的广泛认同。
一件是民工摔伤，法律援助介入索赔。去年，16岁的安徽寿县民工小苌由其兄带着到扬州一建筑工地做油漆工，在铁塔上不小心摔下。包工头带他到邗江一乡镇医院看，说要花1万多元住院治疗，于是，包工头带他回到老家涟水医院检查，也是要1万多元，“太贵了”，包工头就把他放到家里弄些中药吃吃。10多天后，包工头又把他带到扬州工地，让他躺在工棚里。小苌的工友悄悄告诉了他的哥哥，包工头见瞒不住了，不得不送到扬州市一院检查，诊断为腰椎骨折，可能会瘫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向老板索赔无门，遂向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告状”，律师介入此案，为小苌讨回公道。目前正在调查取证之中。
另一件事是民工小王要求市区一家医院按城市标准赔偿。高邮临泽镇小王因左髋部跌伤后感到肿痛，到市区一家医院治疗，院方为他做了手术，但仍感到有间歇性疼痛，屈伸功能受限。经鉴定为三级丙等医疗事故。在赔偿时产生纠纷，小王将医院告上法庭。院方坚持按“农村标准”赔，但法院认为小王在城市打工，主要生活来源于城市，应依据城市标准来计算损失，最后判决按城市标准判赔近8万元。
谈起这两件事，在扬州一饭店打工的江西人胡一平说，城里人要是摔伤了，马上有好多人出来说话，按医保赔多少，我们也是这里的建设者，就应该像城里的人一样得到赔偿。在装潢公司做油漆工的郑州小黄激动地告诉记者，听了这件事有点感动，毕竟当地能把我们当“准城里人”对待了。
记者感言：第一代农民工在遭到损伤时，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只要有碗饭吃就能满足，而第二代为维护自己利益不再像以往跳楼、爬塔吊，而是选择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益，他们要求享受“市民待遇”的诉求很强烈，他们的想法是同一片蓝天下，农民工应当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国家的社会保障。
诉求之三：凭激情创业当上老板
今年3月初，《扬州晚报》与“温州鞋城”共同推出了“温州老板带徒弟创业”活动，由鞋城无偿赞助、指点3名外来打工者创业做老板，报名者逾千人，最后敲定了8个候选人。25岁的某房产中介公司业务员张智就是8人之一。腰板挺直、显得十分精神的他一直有着自己的“老板梦”。“报纸上推出这个活动，我想‘从伙计到老板’的机会来了。我的优势就是创业的激情和坚持的韧性，做了老板才有资格和城里人平起平坐。”采访张智时间不长，但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城市虽不是非常熟悉，但他不畏惧，他在努力借助城市的平台为自己创造生活。
比“准老板”张智幸运的是，来自淮安金湖、扬州川奇光电公司24岁的王伟，他已是一名副经理，“白领”阶层，管着上千号员工。从他时尚却又不失品位的穿着打扮上，我们很难将他归入不过工作了4年的进城打工者。“我刚按揭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年底结婚。”现在的王伟对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非常自信。
本报记者 樊万朝 汪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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