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京顺路进京方向的马连店路口，一辆装着鸡蛋的大货车与两辆货车相撞，一人在事故中不幸身亡。附近居民赶到现场哄抢尚未破碎的鸡蛋，半小时内，现场残留的好蛋被抢一空，还有人将哄抢的鸡蛋现场叫卖。（4月1日北京晨报）
一边是车祸惨剧，一边是哄抢闹剧，这样的场面实在让人骇然。
在公共场所哄抢财物，也并不是北京这一例；近年来东西南北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说这条“熟悉”的消息还有什么意义，显然是告诉我们：哄抢闹剧的出现并非偶然；既然有“基因”存在，那么即使平时纹丝不露，但一旦遇到“时机”，必会发作。
谁也不会说这种哄抢既有预谋也有组织。哄抢的起因，不外乎谁第一个拿了，旁边的人看了，觉得自已不拿就亏了，紧接着又有人按捺不住也动了手，到后来终于你拿我拿大家拿，从偷拿变成了明抢。在这种哄抢中，既有“羊群效应”的火上浇油，也有“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势，又有“大家都在拿，不拿白不拿”的自欺欺人……九九归一，则是利令智昏。
哄抢闹剧告诉我们，当许多人集体利令智昏的时候，那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平时的循规蹈矩，都化作乌有，而公序良俗则如溃决的堤坝刹那间荡然无存。无论是北京这次哄抢鸡蛋的人，还是其它地方哄抢别的财物者，在动手之前哪个不是道貌岸然？鸡蛋有价，财物有价，道德无价，然而无价的道德这般脆弱，又几多发人深省。
哄抢闹剧的参予者，当然要受到道德的拷问。但闹剧同样也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当时自已也在场，是否也会参予哄抢？如果不会，是否因为鸡蛋价值太低才不屑去抢？
曾听到一个故事：有甲、乙、丙三个规模不等的商人，甲商人在3万元诱惑前丢弃了道德底线，乙商人在5万元诱惑前丢弃了道德底线，丙商人在30万元诱惑前丢弃了道德底线。
三个商人都有自己的底线，然而又先后突破了各自的底线。将这个故事与哄抢闹剧互为参照，决不是认为所有人都会突破道德底线，区别只是“临界点”不同。而是意在提醒：要有怎样的定力，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种种诱惑面前，依旧把持得住自己？（奚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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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迎奥运应从改掉随地吐痰做起 （新华网）
据报道，正在此间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邓亚萍给会议提交了一份有关2008年奥运会的提案，说北京奥运会提供了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绝好机会，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成为中国的形象大使。
乒坛风云人物、曾经担任申奥形象大使的邓亚萍回忆说，在中国申办奥运会期间，她深感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或了解片面。“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我想单单靠几个形象大使是不够的。”“现在要采取措施提高社会整体形象，让每一位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奥运宣传员、中国的形象大使，只有激发百姓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才能把最好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邓委员说得好！但是“每个人都应成为中国的形象大使”的动人口号怎么落到实处呢？我以为要从具体事做起，从改变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又影响中国人良好形象的那些不良习惯开始，而随地吐痰就是中国人第一不良习惯。也许有人会说，随地吐痰不过小事一桩，改掉与否，与中国人的形象关系不大；而且从这件事做起，显得太过负面、起点太低。其实不然。
外国人可是从社会文明的高度看待随地吐痰行为的。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香港工作期间曾接待一位美籍韩国朋友，他从长春、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后路过香港。我问他对中国印象如何，他说中国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人在大街上随地吐痰令人受不了。他还绘声绘色地描述有人吐痰的姿势。我当时简直有坐不住的感觉。
前不久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登了一篇一个外国人写的文章，批评了北京人的一些“臭毛病”，特别是随地吐痰。作者说，一次他带着孩子坐在台阶上，有一个穿着气派的中年人走过，从嗓子里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痰就落在孩子的身上，简直恶心死人了。作者由此提到北京人的素质，说“北京人热衷随地吐痰”，太不文明了，外国人认为只有粗鲁的年轻人和要死的人才随便吐痰。文章重点说了他对2008年奥运的担心，说外国人到北京到处听到吐痰声，那会引起反感的。
由此可见，外国人对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随地吐痰看得很严重。如果这个不良习惯不改，我们的奥运会准备得再充分，街道搞得再整齐，鲜花和气球弄得再令人眼花缭乱，市场商品再琳琅满目，形象大使再多，说外语再普遍，接待再热情周到，只要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奥运成果肯定要大打折扣，中国人的形象肯定要受到很大损害。
说随地吐痰不是小事，是严重的事，还因为它在我国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随地吐痰危害的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一代又一代。“不要随地吐痰！”和“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或命令式或恳求式的标语、标牌随处可见，但熟视无睹、我行我素者大有人在。在一些公共场所也不止一次实行过罚款，都因效果欠佳而不了了之。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千真万确。改变北京人随地吐痰习惯甚至比北京旧城改造还难。
有人说，北京之所以随地吐痰现象严重，主要因为流动人口太多。言下之意，随地吐痰的多是外地人，农民工。据我观察，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外地人、农名工中确有很多人有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但有此不良习惯的北京人也不少。
我家所在的大院住的都是“老北京”，那些斑斑痰迹总不会是外地人进来吐的吧。有次我打的经过复兴门外大街，同操北京口音的司机聊得蛮投机，没想到他突然向窗外吐了一大口痰，我顿时身上起鸡皮疙瘩，再不愿同他多说一句话。几天前我碰到一位老熟人，同他边走边说话，在不到100米的一段路上，他吐了不下七八次，有时吐了一口接着又一口。他可是一位“高知”，并不是粗鲁人。而且我感觉，外地人，特别是农民工，随地吐痰时还有点怕被抓被罚的担心，而老北京随地吐痰总是露出无所顾忌、毫不在乎的神情。因此，我认为，如果老北京改掉了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北京的这个顽症基本上就治好了。
随地吐痰陋习难除，还因为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北京人痰多，肯定与空气污染严重、气候寒冷有关。今年春节我是在广西北海度过的。我没有发现那个濒海城市的人有随地吐痰现象。是北海管理得好，是北海人素质比北京人高？我看也未必。北海空气全国一流，北京要减少随地吐痰，还必须采取措施减轻大气和环境污染。随地吐痰多，还与吸烟人多有关。如果吸烟人少，情况也会好一些。当然要改变千百万人的吸烟习惯又是一件老大难的事。
各种不利的外在环境，不应成为北京人随地吐痰的借口。在世界上，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多的是，比北京更冷、气候更差的城市多的是，经济、文化不如北京发达的地方更多的是，为什么那些城市随地吐痰不像北京这样严重呢？主要还是北京市民缺乏自觉性、缺乏去除不良习惯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北京市行政举措不力和工作不能持之以恒。事实证明，随地吐痰的积习完全可以改得掉，今天许多不随地吐痰的人或许过去也曾随地吐痰过。据医生说，痰是越吐越多，对许多人来说，如果能克制自己，经过几个月，就可以逐渐少吐到不吐。媒体，特别是电视，要多承担改变不良习惯的社会责任，不要因为没有广告收入而不愿意去做义务教育。
从根本上来说，改掉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并不是单纯为了一次国际体育盛会，不是为了做给外国人看，而是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提高首都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需要。奥运会不过为我们动员起来，痛下决心改掉这一积习提供了好机会。
我们应该从邓亚萍委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奥运的宣传员、中国的形象大使”这句话受到启示，每一个人都要用一个个具体的良好行为表现证明自己不愧为北京人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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