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扩建文物搬迁 大批文献现身古玩市场

　　记者订货

　　秦杰告诉记者，这些照片在潘家园等旧货市场的价格一直在攀升，而且已有上海等地的买家加入，文物照片从2元钱一张涨到10元一张，并且分出黑白带底片与不带底片、彩色带底片与不带底片四种，不同种类价格不同。

　　在秦杰的描述中，潘家园市场有三个卖家大户，秦的东西多数是从这三家买的，另外在其它旧货市场也有销售。记者要求秦提供卖家的详细信息被拒绝，秦解释说，他不能突破行中的底线。

　　当记者问自己能否在旧货市场买到这些东西时，秦杰告诉记者，他收到潘家园旧货商的消息，称手里有“革命博物馆1984年文物入库通知单6本，1973年到1975年文物复制凭证表”等，他建议记者以买家的身份往对方提供的汇款地址汇款�熆茨懿荒芄郝虻健�

　　3月29日，记者汇出460元，价钱是秦杰与对方谈好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收藏者秦杰的炒作？

　　3月31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市日。记者前往这个北京最著名的旧货藏品市场，试图寻找秦杰所说的东西。在此之前，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一位名叫王丽梅的女同志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们曾于3月16日接到秦杰“关于潘家园市场交易国家博物馆文物资料照片及文书”的书面报告，随后在每次的例行市场检查中注意查看，但没有发现秦杰所报告的情况。王丽梅说：“国家博物馆那么高级的地方，不可能有重要的东西流出来的，就是有，也已经被买走了。”

　　在寻找了多个摊位之后，记者终于在潘家园市场现代馆二楼的一个摊位上找到了想找的东西。那是一摞已经发黄发软的纸，是征询第一次革命历史展览的意见表，表格的下方落款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表内是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笔迹写的对展览的意见，有的意见上还用红笔做了批注，日期是1951年10月。

　　记者事后在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上查找发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确实为1950年3月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0年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为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2月28日，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挂牌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此判断，1951年的调查表上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确有其历史渊源。

　　记者向摊主表示想要“带口袋的文物照片”，摊主用手机拨通电话后告诉记者：“没有了，都卖完了，原来有几大箱呢。”当记者和她聊起来的时候，她很放松地告诉记者：都是博物馆搬家时里面当废纸卖出来的，她的家人在博物馆卡车出入处守了二天二夜。

　　星期六晚上，记者订的货到了，寄自北京白广路某号地下室，寄件人为崔某某。打开包装，是6本厚薄不一的牛皮纸装订的册子，牛皮纸封面上用蓝黑墨水书写“GBF3801＿＿3900入库通知单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内页是印刷表格，抬头是繁体字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品入库通知单”，抬头的上方盖有红色方章，里面有红色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3822”等字样。另外还有若干摞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提取复制品凭证”。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帐本吗？

　　价值难辨

　　面对一千多张文物照片和一摞摞纸面发黄年代久远的“资料”，记者一时无法判断它们的性质。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们才准确，“文献”，“文书”或者“档案”？

　　初期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是一批文物彩色照片，其后有成批量的黑白、彩色文物照片，并且大部分带有底片。涉及文物种类有碑刻砖雕拓片、青铜器、陶器、瓷器等二十多个门类。其中最大的一个门类有照片500多张（部分有底片和文字说明）。其中不乏精品。

　　收藏者根据收购到的文物底片进行了冲洗试验，发现得到的图片非常精美，值得一说的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底片，之所以能够判断拍摄时间，是因为这些底片是3×4厘米的黑白底片，经向摄影专家咨询，得知这是一种非常老的底片，它们既不是135也不是120的相机拍摄的，而是一种苏制老相机和底片，使用时间起码在富士和柯达进入中国之前。冲洗出来的效果更是精美异常。

　　这让搞老照片收藏的秦杰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财富机遇”。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图片，尤其是国家一、二级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和底片，私人通常是没有机会获得的。

　　但记者也注意到，那些有“牛皮纸口袋”装着的文物照片和底片多数都注明是从某某杂志刊物上翻拍的，其价值真有那么大吗？更重要的是，假如这些照片真是国家博物馆的，那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在秦杰处，记者看到一本装订成册的“外复文物帐目”尤其引人注目，这本以牛皮纸为封面，以专用帐目装订针装订，封面上标明为“三库存”的“帐目”共有50张100个内页，是红色竖线和蓝色横线的专用记帐纸，列有总号、名称、年代、入馆年代、数量等项目，全部帐页由蓝黑钢笔手抄。其中涉及毛泽东的物品下面，则用红色铅笔画出红线。

　　记者在上面看到这样一则记载：总号：F435；名称：毛泽东主席抄赠柳亚子‘沁园春咏雪’诗稿；年代：1945年；来源：重庆市博物馆；入馆年代：1960年12月；数量：1件。

　　在这本“外复文物帐目”上，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一百多页，记录了一千多种文物入库情况，涉及许多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记者查看了文物法实施细则、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现，其中对文物帐目的管理都有严格规定。记者根据“外复文物帐目”中的“外复”二字推断，怀疑可能是一本文物复制品的帐目。而按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常使用的一级藏品和容易损坏的藏品应予复制，作为陈列、研究的代用品。复制品应加标志，以免真伪混淆。复制品使用的材料、工艺程序、复制数量和复制时间等，均应作出详细记录归入藏品档案”。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本帐呢？

　　在秦杰处，记者还看到一份“口（字迹不清）博系统‘五•七’干校人员登记表”，填表人为史树青。

　　史树青是当代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人之一。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这份填写于1970年的“登记表”上，填写有史的年龄、家庭出身、籍贯、妻子、女儿的情况。据与史树青相熟的历史博物馆前辈讲，从表上所填内容看确为真实，其中表中所填的史的妻子已经过世。

　　　 据秦杰说，这种登记表还有100张，涉及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干部100人，已被另一个收藏家买走，但他不能将此人的电话提供给记者。记者在一个旧书网上查到了这批登记表的拍卖情况。网页显示卖家为崔喜顺，联系地址是北京东大桥路8号尚都国际中心A座2308室，起拍于2007年2月19日19点51分，起拍价30元，最终在22日以215元成交。

　　同样以照片呈现、不见实物的还有一份有关一名革命博物馆干部杀妻事件的调查和档案，上面有博物馆领导人的指示。此外，亦有文博界老前辈傅振伦、著名画家陈大章的住房申请书和申请表等，上面比较详细地列出两人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等个人隐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