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公开道歉热”的背后

　　杜威道歉，于涛道歉，崔鹏道歉，郑科伟道歉，李玮锋道歉，李章洙道歉，成耀东道歉，吉梅内斯道歉……

　　近来，中国足坛“公开道歉”蔚然成风。大伙儿过去习惯了中国足球的傲气与牛气，现在一圈道歉听下来，恍惚间还真有点做了回大爷的欣欣然，不禁嘴角一弯，有笑的念头。

　　当然，欣欣然只是恍惚间的错觉，中国足坛“公开道歉热”的背后，其实并不一定让人笑得出来。

　　道歉有时更像一场“秀”

　　纵观足坛诸君道歉百态图，有的那是相当地诚恳，甚至有点儿痛心疾首的味道，但有的只是场面话，有的更是迫于无奈、敷衍了事，还有一些并非出自道歉者本意的道歉，更像一场“秀”了。

　　这些道歉声中，来自申花的最多，这支自合并以来风波不断的球队，似乎新生出一种“道歉文化”来。

　　3月29日，也就是申花俱乐部宣布下放杜威至预备队引起轩然大波的那一天，于涛跳出来道歉，检讨自己在与河南队比赛中得到的那张红牌。之所以说是“跳出来”，因为他的道歉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申花俱乐部的媒体见面会正在进行中，于涛突然进入会场要求发言，以至于有记者如是问他：“你的道歉怎么看起来这么假啊？”

　　于涛道歉让人意外，杜威道歉的消息，则早早被散播开来——似乎当时只有申花主教练吉梅内斯蒙在鼓里——果然一切如人们事先预料：杜威执一纸手写的道歉信，神色严峻，态度诚恳，读毕，俱乐部诸高层个个龙颜大悦。

　　杜威在道歉信中，首先强调了“我的训练状态、比赛状态没有达到主教练的要求”，然后肯定了俱乐部“因此把我下调到预备队”的这一英明决定。这份道歉当然给了人们无数猜想，有好事者更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更有人断言：这只是生存压力之下催生的“真实的谎言”。

　　道歉背后的“球霸”角色转换

　　其实，杜威的道歉是否是“真实的谎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资本面前，球员的生存状态已大不如前了。

　　“杜威被下放预备队”之所以成为今年中国足坛的标志性事件，正是昭示了中国职业足球这么一个现实：在与资本的对弈中，球员已败下阵来，沦为弱者。

　　曾几何时，“年少多金脚臭脾气大”是中国职业男子足球某些选手的性格，2002年前后，那是中国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大牌球星动辄年薪、奖金上百万，还不包括所谓的“签字费”。例如，2002年，上海中远队分别以950万元和90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从上海申花队“挖”到了祁宏和申思，这两人的年薪都超过了350万元；2003年，上海申花以1000万元从辽宁队引进了张玉宁，后者3年合同收入第一年就达到300万元……

　　在投资者为足球市场的泡沫而疯狂时，大牌球星成了抢手货，球员身价被炒作到偏离理性的天价，重金造就了“球霸”时代，大腕球星不把主教练放在眼里、甚至凌驾于俱乐部之上的现象比比皆是。

　　但是在足球市场萎缩、中超品牌严重贬值的今天，足球投资者逐步回归理性，球员已经陷入供大于求的困境，频频遭遇欠薪、挂牌、失业……难怪，郝海东有“球员不如民工”之感慨。

　　在资本与球员的对弈中，“球霸”二字，已跟“资本”二字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杜威被下放预备队，媒体与球迷都为他抱不平，这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更是对资本终于露出了无情的真实面目之后的不知所措与难以适应。

　　中国职业足球市场发展至今，仍然是畸形的。在过去，市场虚热、球员失控；在今天，球员又沦落为资本的玩偶——资本与球员与媒体与球迷的和谐共存，不知何时出现？

　　道歉折射了中国足球“危机公关”意识

　　当然，中国足坛“公开道歉热”的背后，并不仅仅是在资本力量下人的卑微与无奈，也多少折射出中国足球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球员和教练的“危机公关”意识。

　　跟2002年前后的极度火爆相比，近年来中国职业足球市场严重不景气，而这两年是奥运大年，是金牌项目的盛宴，是刘翔们的盛宴，足球更是面临只能吃点残羹的危险。

　　如何赢得球迷、赢得市场、赢得机会？道歉是个好办法－－无论是球员、教练，还是俱乐部，虽然高傲的资本往往只是找个替身出来道歉。

　　做错了事，道歉总比不道歉好，至少道歉的姿态，能够让双方都找到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比如“红牌大王”李玮锋，为了重回国家队，不惜辗转千里，“飞行”道歉；又如酷爱夜生活的崔鹏，多哈亚运会期间被国奥队除名后，向全国人民发出公开道歉信，几经努力，终于重回国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足球界倒是比娱乐界要进步一些，足球界急于把臭味洗掉，来重新赢得认同；而娱乐界，再臭都有人哭着喊着追捧，所以已经很臭的，还不惜把自己弄得更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