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回忆录》出版时,笔者曾以《一本生动形象的人生教科书》(载本报1997年7月29日第7版)为题写了读后感,最近读祝庭勋所著《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大有一沐君子之风的愉悦,神驰古今,忍不住又拿起笔来。
大约从孔夫子开始,中国人在评品人物时爱用君子、小人来分野。《论语》中有不少关于君子、小人的论述,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等等。孔夫子讲的固然不错,但不如上述朱棣的话说到了根上。李德生能从动乱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因为他是“君子谋国不谋身”,而非“小人谋身不谋国”。
试想一个军长一下提到中央,又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分管总政,不久又进了政治局,按李德生自己的说法是比班长到了军部还生疏。面对此等超迁,“谋身不谋国”的小人势必会窥伺政治动向,寻找后台靠山巩固自己的地位,以谋求更大的“乌纱”。李德生甚至不用去动心思,人家便主动伸出了拉拢的手。在他正式任命为总政主任之后,林彪在住所毛家湾接见总政二级部长以上领导,谎称李德生当主任,是他要找个“丘八管秀才”。这话再明白不过了,你是我选的人,要听我的。对此,李德生不仅毫无表示,而且对林彪“丘八管秀才”之类的话不向下传达。须知当时的林彪是“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是副统帅,且此事发生在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主席对林彪产生警觉是在庐山会议上,要说李德生有先见之明,那是不客观的。那他凭什么不被拉拢呢?就是“谋国不谋身”,没有考虑个人仕途,考虑的是军队建设和总政工作。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提法问题上进一步得到印证。林彪砸烂了“总政阎王殿”,相当一段时间三总部只剩两总部,没了总政。李德生任总政主任后,林彪的说法是“新总政”,以区别于被砸烂了的“旧总政”。李德生当然不能公开与林彪唱对台戏,但对外不讲“新总政”,而提“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一个提法的区别,看出了李德生的实事求是和对军队建设负责的精神。“文革”前的总政在罗荣桓元帅等领导下,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三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否了总政就否定了军队“文革”前十多年的建设,割断了军队的历史,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逐渐失势,李德生不会逃过他的打击,事实上黄、吴、李、邱已经在军委办事组将他列为另类了。而正因为如此,才有“除李德生外”。
林彪集团倒台后,原军委办事组解散,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李德生是办公会议成员、总政主任,还兼任其它重要职务。原先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既勾结又斗争,现在江青更得意了。她把自己装扮成反林的英雄,控诉所谓林彪对她的迫害,千方百计插手军队。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帅主持,老帅她显然拉不动,便打起了李德生的主意。1973年2月2日是农历壬子年的除夕,江青让她的秘书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谁都知道,江青是政治局委员,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可谓气焰熏天,而当时李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说上级给下级拜年,单凭主席夫人这一特殊身份,也会让势利小人受宠若惊。可当秘书将这一拜年电话报告李德生时,他只是“哦”了一声便再无下文。当时他当然不可能看出江青是反革命,日后是要被审判的,但他不愿搞拉拉扯扯那一套,表现出一个将军的凛然正气。就在两年多前,在军队没有职务的陈伯达“当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毛泽东语),那是多么深刻的教训!批陈整风后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能不警惕类似事件的重演吗?
果然,江青插手军队愈来愈大胆公开。在解放175位老将军的问题上,在配备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社领导班子的问题上,在要不要上海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上,乃至在批林批孔问题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李德生从观点相左终于变成公开冲突了。此时的李德生虽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但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面前越来越无奈。“批林批孔”时,江青在军队“放火烧荒”,已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调到沈阳的李德生成为被“烧”的“重点中的重点”。他明白,他只是“陪绑的”,江青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他批周总理和叶帅。于是,他主动要求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毛泽东批准保留政治局委员。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谋国与谋身,十分耐人咀嚼。他吃了谋国不谋身的亏,却笑到了最后。如果反之呢?
君子之风沐后人。把谋国与谋身作现代诠释,谋国就是为人民,谋身就是为自己。在这个为官者的首要问题上,李德生将军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的作者祝庭勋曾是李德生的秘书,所写多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文笔朴实、生动、流畅,本书故事性思想性俱佳,一旦捧读,就会爱不释手。不妨找来读读,沐一回君子之风,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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