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危害草原生态的鼠兔。
尹钢 摄
图为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的罗布扎。远处是当地人栽种的高山柳。
杨凯 摄
4月5日晚，科考队抵达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红原县。红原县县城在邛溪镇，海拔3500多米，是此次科考活动驻扎的最高点。红原的意思是“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草原”，县名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次日，我们去瓦切乡，看到了日干乔，“乔”是沼泽或者湿地的意思，正是红军当年走过的绝地。人们现在知道，沼泽湿地是草原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殊部分，被誉为“地球之肾”，对保护自然生态起着重要作用。
如今在这片湿地的边缘，已经产生了一条沙化带，当地人从1999年开始种上了高山柳，希望能遏制住这条沙带的蔓延。
四川畜牧研究院研究员夏先玖第一次来到红原县是在1978年，当时的他是甘肃农业大学的进修教师。红原的地貌给他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疑问：为什么沼泽和沙地这么极端不同的两种地理情况会在这片草原并存。这个问题困扰了夏先玖很多年，直到现在。这些年来，他数次进入若尔盖草原，现实的情形让他为湿地的退化和草原的沙化而担忧。他指着我们脚下的沙地说：“这些沙化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病灶，正在不断扩大，如果不控制，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在日干乔没有看到湿地中应该有的水，这可能和此时的季节有一定关系。据当地人介绍，在夏天牧草生长的季节，这里会有一些湿地的景观。而夏先玖之所以还把它称为“湿地”，是因为这片土地中的“泥炭层”还没有被破坏。
不过，有些当地人并不这么看。在红原县土生土长的藏族老人罗布扎（音）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成都民族学院学习草原畜牧，后来成为副县长。年轻的时候，他需要学习如何排出沼泽中的水，将之改造为草场或者良田，然而现在，他则不得不看着后辈们正为着恢复沼泽而努力。罗布扎说，现在再让他跃马扬鞭一百里，也不会看到湿地了。听他这么说来，多少有点儿让人心酸。
夏先玖告诉我，导致若尔盖草原的湿地退化和草原沙化，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6日下午，他手里拿着一个计数器在一片草地上纵横各走了1公里之后，发现了107个鼠洞，这意味着每平方公里的洞口可达1万个。这些鼠洞的“始作俑者”是草原上的鼠兔，长得老鼠般大小，却和兔子是一个属种。它们是“地道战”的高手，吃草根，还把刨出的大量沙土堆在洞口。它们貌似可爱，实是草原的大敌，而高原鼢鼠、草原蝗虫等则是它们的盟友，这支庞大的“队伍”正不断打破着行政区划的界限，在从若尔盖县到红原县的千里草原上，破坏着自然生态。
比起鼠灾、虫害，畜草矛盾也是由来已久的一个大问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古诗词虽然描写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美景，可是如今的草原上，牛羊多了，牧草就会不够吃，加之一些掠夺性的放牧经营，致使草地丧失了休养生息的时机，进入恶性循环。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红原县“两化三害”（荒漠化、沙漠化；鼠害、虫害、毒草害）草地面积达到985．14万亩，占全县草地面积的84．63％。草原环境的恶化给草原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想了不少办法，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草场围栏等方式，治理沙化土地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联户牧场”的建设，既使草场得到了休养生息，又改良了牲畜品种，改善了牧民的生活条件。在邛溪镇的玛萨村，七八户牧民按照自愿原则集中到一片草场上来，县里为他们修建了住房、暖房，还通了电，把他们的草场划分为16个轮牧区，进行轮牧。格波是其中一户的女主人，她家的牦牛现在有一部分变成了犀黄（一种“外地牛”）和牦牛的杂交种，草吃得少了，奶产量和肉产量却提高了，她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红原县的官员看来，减少了牲畜对草原的消耗，是件大好事，可是传统牧民生活的节奏却与科学的牧场改善发生着矛盾，怎么才能使这两者共荣共存，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来自四川草原科学研究院的刘刚说，在草原上，光有自然生态科学还不行，还得有人研究草原社会学。当天傍晚，突如其来地下了一场雪。也许是地处高原，那雪的颗粒格外大，顷刻间，尚未泛青的草原就白茫茫一片了。邛溪镇上飘来时髦的歌声，我却突然很想听德德玛的那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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