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30年嬗变
30年来，人们试图完善和修改高考制度以便能选拔出更多人才，却由于未能从基本理念上进行突破而止步不前
本刊记者／李梓
曾经有一位美国专家问教育学专家储朝晖，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种公平竞争吗？储朝晖回答说：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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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离开乡村
1981年参加高考的储朝晖把1985年前后看作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分水岭，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太一致，大部分学者把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看作一个分水岭。
“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考试制度能够直接把一些最贫穷的人才选拔出来，而在此之后，高考就逐渐变成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财力的竞争。高考不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储朝晖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而在广大的中国，城镇正在变化成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原先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开设在偏远地带的学校、工厂，由于凸显出资源利用的不合理而逐步搬迁到城镇。一些地处乡村的中学逐步向城市搬迁，直到今天，所有的重点中学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种搬迁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的儿童就学成本升高。而在1985年以后，一些农村家长宁愿花上数千甚至上万块钱，也要把孩子的户籍变成城镇户口，其中主要的动力就是中学和高考。一些重点中学招收城镇户籍学生和农业户籍学生的分数线相差很大，大部分大中专也是这样，格局就像今天北京户籍学生考北大和山东户籍学生考北大的分数差异一样，而从1
985年批准的双轨制中，其中自费生的那条轨道只对城镇户口考生开放。
上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应届生数量众多，这是当时的电影和小说里的讴歌对象。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一是因为自考和电大等辅助形式已经普及，不用花那么昂贵的代价去搏高考，另一个原因是对参加高考的非应届生的条件限制和歧视增重，而这一切都更不利于乡村青年接受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双轨与并轨
1996年的并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今天，许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批评猛涨的学费。并轨源于分轨。中国的大学录取名额，采用的是国家计划的形式，各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够得到的总录取名额将决定其录取分数线的高低。这种差异，使得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比另一些地区的本科线还高。
鉴于名额的难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开始以“委培”的名义，额外增加一些录取名额以为自己用，这些名额在以后的时期渐渐流转到社会，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而大学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也乐意开这个口，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在计划的路上走，一条腿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双轨制运行之中，实际上又造成新的不公平，一些没有社会背景的考生，被有背景的考生从平价生挤压到高价生，“走后门”成了高考中的一大热流。
双轨与并轨，其实是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嬗变，并轨之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大学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的阵痛。同时，上世纪90年代也成了考试经济空前发达的年代，在上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一个与教育有关的词汇叫做：应试教育。高考已经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你要想子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你必须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请家教开小班，然后才有升学率的保证，一路上去，直到你考上最好的大学。
对这种流水生产的批判，使得教育部开始大提一个词汇：素质教育。
21世纪：个性化、扩招与迷惘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演变成相对轻松的1：1对决，但随之到来的就业问题冲淡了人们对于高考变容易的喜悦。
同时，对于全国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在几年间，上海生源所占据的比例已经从20%上升到40%，而生源本地化的根本原因是各地方政府在投资大学教育的时候，将投资规模与本地招生名额挂钩。这种现象使大学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靠拢。
21世纪成了高考改革的年代，各地方自主出题，3+x不断变化，看上去，高考政策似乎每一年都在变化。对高考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但这些“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道”，高考的筐里还是那些鸡蛋，有的只是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考试制度的基本假定是，通过单一标准就能把人才选拔出来，但这与现实的人才实际情况不符，现实中人才是多样性的，社会对人的需要也是多样性的。高考改了很多次，但选拔人才的基本理念没有改革，只对局部进行了改革。”储朝晖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臣曾经对中国历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比较，从汉朝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乃至我们今天的高考，他认为每一种制度在最先建立的时候，都“力求建立一个汇集各种现实可能的技术能量而力求公平的筛选机制，以求把社会最底层的人才发掘出来”，这些制度在实行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慢慢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所用，从而产生各种新的矛盾，然后慢慢地被更先进的方法所取代。
在今天，改革已经成了高考的主旋律，呼吁统一录取分数，或者改革高考单一录取标准的呼声时有耳闻，但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所说的那样，没有绝对的公平。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
国人考试情结考
千余年来，考试在变，但也没变
本刊记者／汤涌
尽管科举考试1905年就已被废除，但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制度仍对中国影响深远。人们仍然称呼爱写文章的人为“秀才”，各类考试(哪怕是舶来品的TOFEL和GRE或者NBA)的第一名为“状元”，文科、理科的“科”，更是“进士科”“明经科”的延续。中国人出现考试情结远在科举考试开始之前。
口才、政治素质和血统论
春秋战国时的考试主要是面试，国君是面试官。《孟子》记录了这位亚圣去各国找工作的全过程，他靠跟各国国君聊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孟子曾经把面试官直接挤兑得说出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还曾经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他的口才了得。
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去秦国求职，面试了三次，前两次谈的都是社会和谐个人幸福的大道理，国君打起了盹，第三次商鞅谈起了法家无情无义的铁腕学说才告通过。
在那个以面试选人才的时代，人品，尤其是团结同学这方面尤其重要，苏秦、张仪两个人是同学，大家互相学习，大家都进步，庞涓嫉妒孙膑，迫害同门，结果被孙膑乱箭射杀。乱世需要的选拔人才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不要太拘泥于体制。这种选拔方式至今被许多企业使用着。
统一后的帝国时代选拔人才标准大为不同了，秦朝以战功，就是人头数来选拔人才，不过这个朝代命短。汉朝的官员主要是靠地方推选，要求品行好，即所谓孝廉，汉朝以儒学为尊，一个年轻人孝顺，就是政治过硬的表现。后来中国也用过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就是“工农兵大学生”模式。
之后“血统论”成为了选拔的主要标准，在两晋和南朝，如果出身于被称做“士族”的大家名门，不需要什么才能也能当官，相反如果家里是土财主，就会被看作没文化，更不要提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这些士族子弟也没有想过，他们的祖先正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年间的乱世当中成长为豪强的。“血统论”在后来也曾再度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横行，血统论都会断绝最优秀的年轻人向上的梦想。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诞生于隋朝初年，该制度把选拔文官的形式固定下来：考试。考试和选拔官员紧密连接之后，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此改变。上古时期的圣贤给中国人勾画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六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吃肉。到隋唐年间，人们追求的是“一门四进士”、“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文曲下凡”。
在科举成功成为当时人们的人生梦想之后，科场舞弊也大规模出现，托关系，打小抄，唐朝都有了。一些没门路的穷书生打动考官的一个办法，就是写传奇(小故事)给这些前辈们看，前辈们看得过瘾，就会记得这些书生的名字，所以唐人传奇中有许多经典故事。据说写“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年做主考，录取工作没有摆平，士子们就组织了群体性事件，贺大人不敢见他们，就搬梯子在墙头跟大家商量，后人称他是“墙头高立贺知章”。这一时代的考试能考出才子，因为考试题目是诗歌，目的主要在于考文才。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在宋代，进士们的前途更远大，考好了得到重用不说，长得英俊的还可能成为驸马，皇上的朝堂和公主的闺房都是向这些人敞开的。王安石对这种选拔风雅人的考试很不满意，他当政期间，一度把科举考试改成执政能力的考试，就让“才子们”愤慨不已。他们不明白那些经济政治类的“申论”如何能表现出读书人的气质。在大家一致反对之下，王安石后来被贬，考文学的方式又被恢复起来。
宋朝老百姓心中的科举地位要远远高过唐朝，这是一个文化强悍武功贫瘠的时代。大家对中状元考进士的热衷可以参考以宋朝为背景的故事《白蛇传》：一旦儿子成了状元，玉皇大帝都要买他的面子，把状元的母亲白蛇娘娘放出来。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受尊重程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关汉卿在《窦娥冤》里写的“地也，你不分好歹枉为地。天也!你错勘愚贤枉做天。”其实也是读书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会经常把读书人出身的大臣们在朝堂上脱下裤子打屁股，杀起人来也厉害，但他毕竟恢复了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向上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明朝亡了国，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殉死或者终身不仕。
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完备的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没有别的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科举已经在不断落后于这个时代，清朝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出了科举文化笼罩下中国读书人心灵的扭曲，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好的小说集，却一直没有中举，到老了只获得一个“科举考试热心参与奖”，因为考试多次年纪太大而获得相当于举人的待遇。吴老和蒲老认为罪在科举，以为科举不再，中国人便没有了这种心灵扭曲。其实这种科举意识、考试情结，已经内化成为了中国民族的性格组成部分。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到维新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以至于《阿Q
正传》里，假洋鬼子拿回来“柿油党”的顶子，老百姓都要说是顶一个翰林。
抛开腐朽的考试内容，科举作为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有其合理性。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之后，认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其实来自中国科举，回来就在三权分力之外加了两权：弹劾和考试。自然说明孙中山心目中考试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识到，在中国人心中，对考试公正的追求，往往比对其他公正(比如财产)的追求要迫切得多，而且更为理直气壮。
按照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说法，哪个官员要是敢不公正，坏哪个读书人的功名，城隍或者阎王就会派小鬼把害人的人拘去虐待，这是当年许多读书人和老百姓都相信的一点，而官员在考试上舞弊也会遭到重罚。单从公正性说，科举考试是严肃的和有效的。
但是现代国家的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大量出色的人才，这是老先生办私塾从《百家姓》教到《中庸》的旧科举模式完全负担不了的。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入了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用传统培养人”、“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多年以来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公务员考试——中国今天的文官选拔主要是依靠这一考试实现的。公务员考试近几年来越来越火，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模范参考者。中国人的考试情结还将和这种“现代科举”一起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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