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西行“超速”之惑

　　孔子西行“超速”之惑

　　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至今，短短三年时间内已有120多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成立或筹建。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国都有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抓住“中国机遇”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灵活性所致。

　　但是，在孔子学院的“急行军”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孔子学院没有统一的总部，目前是由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在推动其全球发展；某些地方的孔子学院采用的教材存在“不对路”情况；另外，由于实力所限，外派中国教师数量也远远不够……

　　日本：孔子学院快中有“疾”

　　《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钱铮

　　孔子学院没有财政问题

　　从2005年6月日本第一所孔子学院落户立命馆大学至今，中日已合作设立了6所孔子学院。

　　从世界范围来看，孔子学院尚属新生事物，而德国、法国、英国等在国外开设的语言教学机构则已发展了多年。许多人自然会拿孔子学院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教学机构进行比较。

　　全球的孔子学院在一年半时间内发展到120余所，而德国的歌德学院扩张到今天140多所的规模则花了50多年时间。孔子学院闪电式铺开，是否潜伏着过热的泡沫？

　　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杨光俊对《环球》杂志说：“通常应当是成了一个再投一个，而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在没有看到成果时就投一批，尽管是新生事物，但周围的老师中确实有这样的担心，不知道结果如何。”

　　不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官员胡志平认为，在日本并不存在仓促建校的问题。合作双方都是经过充分的论证，才签订协议。

　　孔子学院的经营主体是日方，在经济方面，前提是由日方的合作学校负责。日方在提出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前，都对它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客观上它有社会需求，这才是孔子学院设立的基础和前提。日方跟中方合作也要考虑回报和自身的利益，这很正常，虽然孔子学院属于非盈利公益性质，但是长期赔钱运营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在日本，孔子学院的组织方式一般是成立一个理事会，理事长和院长由日方来担任，中方派遣副理事长和副院长。

　　胡志平认为，由于是双方共同运营，所以中方并不要求孔子学院建成一个独立的法人，但要求学院独立核算。孔子学院虽然是一个非盈利单位，但它毕竟向社会和校内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它可以收费，只不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我们也不主张商业化的内容。在日本，现在还没有哪个学校跟我们说现在已经遇到财政问题了。

　　“除提供经费支持和派遣教师外，中方还提供书籍和必要的设备，或者是中方拥有的有关孔子学院的一些知识产权，如教材和考试等，”胡志平补充说。

　　品牌课程亟待建立

　　在全球汉语热兴起的背景下，孔子学院可谓应运而生，而它的诞生又促进了汉语学习人群进一步扩大。日本北陆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6年4月，院长阎红生对《环球》杂志说，北陆大学所在的金泽市是观光城市，市内外早有大大小小不少汉语教室，创立之初曾担心招生困难，但实际上不到一年，北陆大学孔子学院学员已超过300人。

　　学院的硬件设施到位了，学员也来了，接下去就要考虑教学问题了。但日本的孔子学院还没有一套合适的教材。阎红生介绍，日本孔子学院的课程多数面向一般社会人士，有因工作需要学习汉语的公司职员，有希望到中国留学或观光的学员，也有不少退休的老年学员，要求是多方面的，而目前国内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主要面向欧美儿童，教材反映的不是日本人的生活。因此，编写适合日本特点的教材是当务之急。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面向社会人的讲座用日本国内的教材。副院长杨光俊说，日本出的教材普及型多，也有高端教材，都和日本人的生活有关，比较实用。而国内编写的一些教材如果让社会人去学，光初级阶段就要花好几年，学员没有成功感，学习就缺乏积极性。

　　胡志平也承认，当务之急是需要开发更有针对性的、能作为孔子学院品牌的课程和教材。他说，这是孔子学院整体的问题，既然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品牌并由政府推动，它应该有作为自身品牌的课程。据悉，充分考虑到各地需求的新课程和新教材不久后会问世，孔子学院不会在全世界同用一套教材。将来还考虑和日本合作开发符合日本需要的教材，因为日本学习汉语的人口相对较多。

　　“日语中心目的不是与中文竞争”

　　国内媒体最近报道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要像中国推广孔子学院一样在海外增建日语中心，不愿日语落在汉语之后。国际交流基金日语事业部部长嘉数胜美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曾指出，国际交流基金现在向日语学习者提供帮助也好，将来若真的实现正式的海外日语直接教学也好，目的都是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日本，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不是去与中文竞争。

　　这一观点获得了孔子学院方面的共鸣。阎红生认为，一个国家顺应别国的需求，介绍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她说，孔子学院历史短，经验不足，尚处于摸索阶段，而国际交流基金成立已有30多年，拥有在海外推广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丰富经验，两者完全可以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胡志平表示，我们过去和今后都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到中国介绍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这不是单方向的，应该是彼此合作。

　　而西方国家在推广他们的语言文化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立建，完全是自己投资。对此胡志平认为，西方国家有些“经验”我们是想学也学不到。“像日本在北京建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做法，从高度和深度来讲，这种做法很好。但所有的设施、教材甚至是教授都是日方提供和派遣，成本实在太高，我们做不到。”

　　最后，胡志平总结到，孔子学院必须根据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像在非洲，你肯定不能指望采取像日本的这种合作方式，即使是跟它合作，资金方面也肯定更多要中国政府方面来承担，这也是正常的。”

　　日本孔子学院各显其能

　　在日本的孔子学院中，除札幌大学孔子学院（2006年底成立）和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将于2007年4月开学）外，其余4所学院已凭借各自特色，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员。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开设和学历挂钩的课程，这部分学生的招生经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使用大学招生名额。学生在孔子学院学习一年，成绩合格的第二年可转入合作校中国同济大学面向留学生的汉语专业或樱美林大学中文等专业二年级，在孔子学院修得的学分可转为大学学分。

　　北陆大学除了专业汉语教育外，所有在校学生的第二外语现在一律是汉语。孔子学院的所有讲座都对在校生免费开放。同时，学院重视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还协助当地高中开设汉语课程。

　　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则开设面向社会的一般汉语讲座，还注重搞一些高层次的讲座，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济。

　　爱知大学紧邻丰田公司总部所在的丰田市，其孔子学院主要面向企业员工。

　　据悉，札幌大学除了考虑把校内的汉语教学纳入孔子学院外，还将面向社会提供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讲座。另外，旅游是北海道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孔子学院也会更多关注旅游人才的培养。

　　而作为日本唯一一所留学生和外籍教师都占本校学生和教师人数一半的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计划通过孔子学院为校内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开设中文课程。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官员胡志平对《环球》杂志说，我们给日本合作方提供一个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的平台，至于具体教学形式和内容，完全由各个学校与中方合作大学商议，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我们鼓励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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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孔子学院回应媒体误读

　　不久前，德国《每日新闻报》刊登文章说，在德国的孔子学院建立后，将中文列为主修的大学生增长了两三倍。但成立后不到一年，学生人数就大量下降，中国教师也迟迟未到。尽管有的学院中国教师配备齐全，但他们不了解西方文化与地域的差异，使得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就此，记者采访了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丁安琪女士。她认为，这个报道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环球》杂志驻柏林分社记者/聂立涛

　　《环球》：您作为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对《每日新闻报》的报道有什么看法？

　　丁安琪：这个报道很荒唐，我不知道那些增减的学生人数是从哪儿获得的。首先，德国的孔子学院虽然由中德两国大学合作建立，但它们都是独立的非盈利性协会，不承担大学汉语教学任务。德国大学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减与孔子学院的成立没有关系。另外，学习任何语言的过程都是金字塔型，一开始学习的人多，随着课程深入，肯定会有人放弃，这是必然的。

　　我所在的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从2006年5月2日成立起，中方负责人和汉语教师就已经到位，据我所知，中方也按时向另外两所孔子学院派出了教师。

　　《环球》：报道中还提到，德国有的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不了解西方文化与地域的差异，使得教学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丁安琪：目前德国已经成立的孔子学院只有三家，还是新生事物，汉语教师对国外文化的了解可能有多有少，但他们都尽量使教学符合学生的要求。

　　拿我所在的孔子学院作为例子。为了让各界学员全面了解该院的汉语课程开设情况，我们早早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及课程安排，并通过各种渠道发放至学员及潜在学员手中。另外，我们通过调查问卷还发现，各界对初、中级甚至是入门级汉语课程的需求远远大于对高级课程的需求，为此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时停止高级班的开设，扩大初级班课程开办数量。

　　此外，学院自成立以来，在当地举办了许多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活动。2006年11月，我们和西门子公司共同为德国中小学生举办了为期3天的秋令营活动。广告打出不久，报名人数就大大超过预期。最后因为场地限制，还是有80多名小学生未能参加这次秋令营。

　　学院还为有汉语学习意向的单位设计专门的汉语培训课程。目前已同朗讯公司就其员工汉语培训事宜达成了合作意向，正在策划今年春季在该公司举办“中国文化沙龙”活动。

　　《环球》：有些人认为，孔子学院这些年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丁安琪：不同国家的文化推广机构有不同的成立背景，其发展速度也不尽相同。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直到1938年，他们才在埃及、葡萄牙、罗马尼亚和波兰设立了第一批国外办事处。成立于1951年的歌德学院，两年后才开始在本国国内设立语言培训班，直到1959~1960年前后，才逐步接管国外的德国文化学院。与同类的国外文化推广机构相比，孔子学院的建设速度的确相当快。

　　目前中国建立和筹建中的117家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课堂分布区域十分广泛。但是有两个特点必须注意：一是欧美国家布点多，亚太地区布点少。目前全球近60%的孔子学院集中在欧美国家；二是发达国家多，发展中国家少。整个非洲仅设有6所孔子学院，而南美没有一所。

　　《环球》：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出现《每日新闻报》这样的报道恐怕与孔子学院发展速度太快也有些联系吧？

　　丁安琪：的确，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例如，跟其他国家的文化推广机构不同，孔子学院不是先建立总部，之后再设立分部，而是先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分部，总部迄今尚未建立。没有总部的指导与统一安排，各地孔子学院往往根据各自的特点独立发展，而缺少相互之间的合作，即使是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间也联系不多。

　　但由于宗旨与目标一致，各地孔子学院开展的业务实际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举办各种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书画展、中国文化节等，开展这类的活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孔子学院间能加强沟通与合作，联手举办类似活动，则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各自的影响。

　　另外，由于孔子学院的工作范围在日常汉语教学工作外，还包含在所在国组织活动，拓展市场，推广中国文化等，这就要求中国选派的管理者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一个合格的中方院长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汉语教师，了解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能对当地的汉语教学起到指导作用；他还要有一定的教育行政和教学管理能力，作为中方的全权代表，处理孔子学院的日常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此外，他还应该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和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能保证孔子学院在建设初期顺利地拓展当地业务。

　　不同的孔子学院对中方院长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如果中方院长除了具备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外，还能通晓现代管理制度和国际合作的运行机制，具备法律契约的草拟能力等，将在孔子学院的初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环球》：你认为，刚才谈到的问题会否影响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

　　丁安琪：孔子学院建设初期具有建设速度快、分布区域广、业务内容丰富等特点，这也决定了它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孔子学院的建设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努力研究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其顺利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西方国家的文化“播种机”

　　在对外文化推广方面，中国的孔子学院实际上还是后进者。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早就发展起自己的文化“播种机”，它们在外国传播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同时，也展示着自己的民族形象，宣扬着自己的民族理念。

　　法国法语联盟

　　1883年建成于巴黎的法语联盟以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为宗旨。它是法国外交部及教育部下属的非盈利性语言文化机构，也是法国政府唯一认可的法语培训机构。联盟名誉主席均由历任的法国总统担任。

　　该联盟历经120多年，目前在130多个国家拥有近1100所分支机构。尽管世界各国的法语中心都采用不同形式介绍法国文化，其办学章程都须得到法国法语联盟的认可，法国法语联盟则监督法语中心执行，比如理事会的工作不取报酬，不介入当地的政治、宗教和种族争议等条款。

　　巴黎法语联盟主席让－皮埃尔德洛诺曾表示：“我们主张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不是和英语进行斗争。除了英美文化外，我们应该有其他的选择。”

　　英国文化委员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作为一个在英国注册的非盈利性组织，它旨在推进英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开发调配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的人力资源。

　　目前该组织通过遍布全球的230家分支机构和109家教学中心开展教育，开设英语教学、艺术、科技、法治与管理和信息等项目。

　　德国歌德学院

　　歌德学院建于1951年。自2001年1月起，它与原国际交流中心（1952年成立）合并，改名为歌德学院国际交流中心，总部设在慕尼黑，成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最大执行机构。目前学院共有分支机构144个，遍布7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外分支机构128家，其主要任务是受德国政府委托介绍德国国情和文化并提供语言培训和教师培训。德国境内的16个分院每年为大约26000名留学生举办德语语言班以及其他文化活动。

　　歌德学院每年的预算大部分来自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的拨款，但它的工作是独立自主的，不附有政治义务。

　　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

　　塞万提斯学院是西班牙于1991年创办的非盈利性官方机构，其宗旨是与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二十几个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全世界的西班牙语教学和西班牙其他官方语言的教学，传播西班牙语文化。学院在30多个非西语国家设有机构，分院遍及世界4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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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品必须有趣”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要使别人感兴趣”

　　《环球》：“中国制造”全球闻名，而文化推广也可理解为对文化的海外营销。您认为营销商品和营销文化有什么不同吗？

　　张颐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商品的差异性是有限的，比如说裤子，生产的都是裤子，只是劳动力成本的分别。卖一条裤子，这里面没有太多的文化含量。

　　但是文化产品就不一样，差异性非常大。文化之间有隔阂，也许人家本来不了解你或有一种定型化的看法，要进行扭转才能接受。因此，文化的推广是很有难度的，它需要跨越隔阂、障碍、误解，这比物质生产的难度要大。

　　文化方面主要是依赖创意，必须有趣。生活用品是一种必需品，裤子破了就必须再买一条；而文化趣味的培养需要很长时间。好莱坞就是经过很多年的培养才能在全球进行营销。趣味是主动性的，这就使跨文化交流有一种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方面。

　　《环球》：使别人对本国的文化有兴趣，这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大吗？

　　张颐武：有相当大的关系。综合国力强，财富积累多，对推广文化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文化上的推广也谈不上了。

　　以前，大家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还不够关切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到了历史的临界点，但文化的拓展与物质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关系，于是大家开始关注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认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力量已经相对比较强了，但文化上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都存在很大的距离，还需要我们去解决。

　　“孔子学院只是一方面”

　　《环球》：在您看来，中国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对外文化推广机构呢？

　　张颐武：我们的新闻办、国家外宣部门还有孔子学院，做了许多工作。这种通过国家的方式对外推广是一个方面，也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民间的力量还是得通过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来营销。这也是重要的，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好。

　　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文化推广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吸引别人的东西。现在与新兴经济实力相称的并不是五千年的文化。过去也有五千年的文化，但人家没有被吸引，为什么？就是因为弱。现在我们吸引人家的是一种焕发出来的朝气，这种朝气需要被反映出来。只靠五千年的文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并不是说推广五千年的文化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两条腿走路，文化推广才会比较有力。现在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腿比较强，也就是通过国家运作。

　　《环球》：目前，孔子学院在国外发展很快，3年的时间就发展到120多所。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您怎么看我们的发展速度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张颐武：做外宣或在外国待过的人都了解孔子学院的现状，它主要是教汉语，当然也有宣传中国文化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并没有发挥得很好。它现在有100多所，发展得很大成就明显，但另一方面，它的吸引力不太够。它主要是汉语教学，这方面很需要，但中国文化的推广还是要多条腿走路。

　　《环球》：那么在体制上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张颐武：孔子学院主要是跟外国大学合作。由于我们的教学结构和方法与其他国家不同，通过目前的途径，比较容易部署。从这个方面，很难说我们与外国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主要是依赖高校，教育部有优势，比较易于管理，很难说在体制上存在什么问题。不管什么部门主导，都是政府部门的运作，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环球》：那么在您看来，孔子学院所进行的对外推广，是一种高端还是大众文化的推广？

　　张颐武：孔子学院主要是语言教学，这就决定了它不是高端。当然它有结合一些高端的文化。它是高端文化与基本技能训练的一种奇妙结合，本身并没有担负起形象塑造这样一个职责。

　　“文化推广不能搞大跃进”

　　《环球》：要在国外教好中文，就必须学好当地语言和文化。您怎么看跨文化人才的培养现状？

　　张颐武：对人才进行培训，对接受国有所了解，这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硬指标。比如生意人，就是需要学中文，不然来了中国一句不会怎么办。这时候他找的老师就不一定要对他所在的国家文化有所了解。我们现在教汉语的走俏，主要是来自商务往来的硬需求，而不是文化交流的软需求。培养多语种人才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关键是真正的文化产品的交流和文化形象的塑造，这个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展开。

　　《环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推广还是重文字语言？

　　张颐武：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一种传统模式，这是文化推广中的一种障碍。我们传统的思维是希望人家来学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大家都来读论语，这有多好啊！

　　但是，从学汉语直接抵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间没有大众文化的过渡就非常困难。大家学英语时，肯定都不是直接学爱默生的演讲来做切入口，我们都是学对话，看美国的电影听乡村音乐这样来练习。

　　亚洲有一些“哈日”“哈韩”的人，他们并不熟悉日语、韩语，但他们感受到了文化氛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学习外语很必要，但跨语言的服务也很多，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很懂那种语言才能熟悉它的文化，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中国文化推广缺的就是鲜活的让大家去“哈”它爱它的那部分，没有让人喜爱的大众的都市文化，这可能是我们缺少的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把那英的碟或更年轻的明星的碟拿出去推广，就是要让人家了解我们的年轻人都喜欢什么。要与全世界有个接口，就像U盘插在电脑上。我们有伟大的东西，但是接口不对起不到作用。孔子那些东西最终需要大众文化来潜移默化。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善。

　　《环球》：那具体应该改善哪些方面呢？

　　张颐武：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改变贵古贱今的想法。我们想把五千年的东西一古脑地输出去，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很好的理想，但我觉得没有实事求是一点一滴做起的精神。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典籍翻译上，但真正代表中国现在有活力的反映现状的东西却没有重视去发展它。我们想把和氏璧给人家欣赏，但和氏璧外面看着是块石头，人家不能理解，文化传播的效果就没办法达到。美国也翻译爱默生的著作，但推广大众文化是齐头并进的，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第二要防止急功近利。我们总觉得古代的文明才有价值，现在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价值。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需要长远地看，急功近利才导致厚古薄今。拿新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出去宣传不是急功近利，最急功近利地反而是直接把《论语》拿给外国人看。这会欲速而不达。文化上不能跨越它的发展阶段，搞大跃进。

　　第三，我们要有平和的心态。一百年来的民族屈辱让我们奋起，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也使我们有一种自大和自卑的混合心理，有一种敏感，给文化交流带来很大的困难。人家一提到什么我们就认为辱华，这种敏感跟中国这种大国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不利于文化走出去。走出去要有好的心态，健康平和的心态。当然，真正辱华的，我们也要警觉和做出必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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