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行云流水一孤僧(图)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人。作家、诗人、翻译家。

　　鲁迅先生这样描述他称之为“古怪”的朋友苏曼殊：“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

　　在先生看来，这位身披袈裟的僧人，更像个浪荡公子。每每手头宽裕，他便呼朋引伴吃饭。一旦“客少，不欢也”，便托人辗转相邀，“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

　　即使生病住院，这位浪荡公子挥霍照旧。以至于把随身衣物都典当一空，不得不“赤条条”地裹在被褥里，等待朋友来接济出院。

　　上世纪初，20岁的苏曼殊赌气之下剃度出家。谁料，没过几天便在寺庙墙角烧起了乳鸽，不久干脆偷去师傅的钱财，逃之夭夭。

　　在此后10多年的生涯中，这位和李叔同齐名的民国和尚，三度出家又三度还俗。

　　对他而言，佛国只是人生小憩的绿洲，和妓院、酒楼没什么区别。由于身为私生子，从小缺乏亲情，他甚至“乞求在与不幸的妓女们交往中领略一点生活的温馨”。

　　正因为如此，苏曼殊被后人冠以“风流和尚”、“沉沦菩提”等称号。而那些灯红酒绿之下的艳遇秘闻，也便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翻开一本《苏曼殊全传》，“樱山村恋情”、“爪哇岛幽情”、“又一个女人春心萌动”等章节、词句赫然在列，与此类似的风月话题几乎占了全书四分之一还多。

　　及至1949年后的文学史研究，苏曼殊的作品因充满“名士沉沦、美人坠落”的格调，被指责为近代颓废言情小说的领头羊。

　　“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化为火焰，勇猛地烧向黑暗势力，相反，把主人公引向凄死和出家的末路”，“从而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社会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这样评价苏曼殊的作品。

　　极少有人关注他“多情”面具下的革命热情，甚至包括亲朋好友。一次刘半农兴致盎然地与其谈论西洋诗歌，却迟迟不见苏曼殊开口，只是不停地抽雪茄烟。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了，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时值“二次革命”失败之际，向往共和的苏曼殊郁闷地在花酒中消磨时光。而在此前，这位身体孱弱的书生，竟曾计划暗杀保皇派人士康有为。

　　他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自然为时人所不齿。同样以“孤愤”著称的柳亚子曾说：“苏曼殊不死，也不会比我高明到哪儿去，怕也只会躲在上海租界内发牢骚罢了。”

　　随着时局更加黯淡，苏曼殊愈发癫狂。明知自己肠胃不好，他却不顾死活地山吃海喝。一次在小食店吃糖果，朋友问明天能否过来坐坐。虽然向来好客，但此时他却一口回绝：“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在赠予陈独秀的诗中，苏曼殊无比感伤地自喻道。

　　也只有陈独秀这位知己，才一眼看出老友“装疯卖傻”的无奈。直至晚年，陈独秀仍一再对人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不可多得”，因为“眼见举世混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

　　“当曼殊做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陈独秀一语道破。

　　和他的前辈同姓一样，北大文学史研究者陈平原也十分欣赏苏曼殊。在他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上世纪80年代，凭借一篇对比苏曼殊和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论文，陈平原成为北大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因此在回忆文章中，他笑言：“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生不肯俯就的苏曼殊，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安排。1918年，当新文化运动来临前夜，他留下“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八个字后病逝于上海。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这位著名的画家、诗人竟然一无所有。直至去世6年后，朋友才凑足丧葬费，将他安葬于西湖南岸的孤山脚下。与之遥遥相望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义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