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与民意的悲剧性隔阂

　　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结束了，但在前年的刘涌案中就已经暴露的法学家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再度尖锐地呈现出来。法学家及律师形容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种种呼吁、表态是不理性的，表达的是民粹主义情绪；舆论，尤其是网民则说，这些法学家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更有一些从理论上反对法治、市场的人，则咒骂这些法学精英已经成为权贵的附庸，号召民众打倒他们。这对于中国的法治转型来说，不是一个吉兆。

　　可以想象，法学家是十分痛苦的：他们普遍地信奉法治理想，尽管程度不一。他们试图通过完善立法、推动司法改革，来规范社会秩序，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与利益。但法学家又天然是审慎的，他们知道，权力当然是不愿戴上笼头的，实现法治理想、驯服政府权力的难度极大，欲速则不达，只能循序渐进。

　　但另一方面，在不完善的行政与司法体制下，尤其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代，部分民众的权利与利益每日都在遭到政府官员及获得政府保护企业的侵害。这些侵害，有些根本就无法无天，有些则以法律、司法的名义进行。身处此境的民众对正义有一种本能的强烈渴望，人们在对正义行政、司法失望之后，则逐渐发酵变质为一种有点偏激的情绪。这种情绪在钉子户这样的事件中宣泄出来。

　　此时，法学家夹在政府与民众、理想与现实之间进退维谷。法学家觉得，自己在驯服权力的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自然也希望民众逐渐地信仰法律。确实，一个社会，如果民众不尊重法律，不信任法院，那法治就无从谈起。民众却根据自己的法律经验认为，法律并没有约束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自己尊重法律、信任法院，就是不尊重民众的情感、权利与利益。

　　置身于这样的僵局中，法学家一味迎合民众情绪，当然违背法学的精神；但信奉法条主义、实证主义，要求民众无条件遵守现有法律、接受法院判决，同样有悖于法学家的职志。对于法学家来说，唯一明智的选择也许是，始终秉持法治的理想，又面对民众对正义的渴望，理性地推进立法之完善和司法之改革，逐渐弥合民众与法律、法院之间的隔阂，从而让人们对正义始终保有一线希望。

　　对于法学家来说，民众的正义感与法治的理想是同等重要的。罗马法经典《法学总论》开篇即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那种坚定而持久的愿望。”治理者、立法者、司法者具有这种愿望固然十分重要，法学家、律师们具有这种愿望也很重要，但普通民众具有这种愿望尤其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国家为国民制定法律，相反，构成法治的法律本来就是由国民制定的。民众，尤其是明理之人，或者说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的正义感，乃是法律的根基。人们基于正义感合作、交易，形成行为规则，此种规则经过试验后，以某种制度化方式认可，即成为法律规则。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一个人只要按照社会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其行为就自然是合法的。因而，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违法，这正是法律发生效力的根本保证。

　　当然，惯例未必总是合理，民众的想法未必总是正确。法学家当然需要运用自己的法律理性，进行判断。但是，法学家绝对没有权利蔑视民众。正是民众提供了法律的“质料”，立法者如果无视这种“质料”，制定出来的法律让民众无法理解、无从接受，则该法律就不可能对民众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法学家如果无视这种“质料”，就丧失了对这类法律进行评判的重要依据，关于法治的谈论也就不过是嘴上功夫而已。

　　法治理想最终要落实为法律规则符合那些具有正义感的明理之人对规则的期待，人们对法院也可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好人一定能够打赢官司。这也正是法学家发挥居间作用的地方。法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探究现实中已经形成的正当规则，探究民众内心的法律，探究民众对法律规则的期望，并把这些告诉政府，使之融入立法中。假如政府在立法、司法过程中，长期地、有意地制定、适用违反人们正义感、让人们觉得无法接受的法律规则，那法学家就应当告诫政府，改变法律及司法程序，从而最迅速有效地满足民众对正义的渴望。

　　法治的理想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但法学家总得推动政府，让人们看到正义的希望。否则，像重庆那家史上最牛钉子户，已经表达了人们心中的法律。这时候，法学家的职责是转向政府，让政府进行某种制度改进。法学家以民众表达方式不够平静理性为由，忽略此事件所暴露的法律、司法缺陷，恐怕会让民众与法律、与法学家的隔阂越来越大。此时，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却不会消失，反而会不断积聚，并可能在谁也预料不到的某一次事件中以更激烈的形式表达出来。

　　(作者系知名学者)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